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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3/23 15:10:22 | [推荐]傅斯年的教育思想和实践

    傅斯年的教育思想和实践

 

傅斯年字孟真, 1896年3月16日生于山东聊城北门里路的相府大院。聊城傅氏是当地名门望族。早在明代,傅家就有诗书传家的门风。傅斯年的七世祖傅以渐,在清兵入关后参加科举考试,成为清王朝的第一个状元。从此,傅家在科场上获得功名者不下百人。他们或是在朝为官,或任封疆大吏,因此相府大院有“状元及第”和“圣朝元老”的金匾,聊城傅氏也有“开代文章第一家”的美誉。傅斯年的曾祖父傅继勋,官至安徽布政使,洋务派首领李鸿章、丁宝桢都出自他的门下。但是傅斯年的祖父傅淦因却无意仕途,终生没有参加科考。傅斯年的父亲虽然中举,却未曾入仕。为了养家活口,他担任东平龙山书院山长,以教书为生。在世人眼里,傅家好像是走向衰落,但这未尝不是他们恃才傲物、洁身自好的一种选择。这种选择,对傅斯年影响很大。

    傅斯年是傅家的长子长孙。他三四岁时祖父就开始教他识字,并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他还不到五岁,祖父又把他送入私塾。不久,他的父亲病逝,祖父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因此更是对他的学习严加督促。尽管如此,祖父还是在他完成作业之后,带他上街散步,或到郊外领略自然风光。傅斯年的母亲在丈夫去世后,既要抚育年幼的两个儿子,又要侍奉年迈的公婆。她经常带领孩子回乡下娘家小住,使傅斯年对农民生活有所了解。傅斯年热爱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同情下层社会,憎恨贪官污吏,与这样的家庭背景有很大关系。

1908年,傅斯年在父亲学生侯延爽的资助下,赴天津求学。侯延爽原是店铺学徒,傅斯年的父亲见他酷爱读书,十分感动,便让他免费进入龙山书院。后来侯延爽考中进士,被授予刑部主事。为了报答老师的知遇之恩,他发誓要把傅斯年兄弟培养成才。

    第二年,傅斯年考入天津府第一中学堂,开始接受系统的新式教育。1913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三年后升入本科国文门。在此期间,他一方面刻苦读书,一方面积极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的影响下,他和罗家伦、杨振声、顾颉刚、俞平伯等同学创办《新潮》杂志,成为与《新青年》并驾齐驱引领潮流的刊物。

    五四运动以后,傅斯年考取山东官费赴英国伦敦大学留学,主攻实验心理学,并选修自然科学课程。1923年,他离开伦敦去德国柏林大学深造。在那里,他先后遇到陈寅恪、赵元任、徐志摩、俞大维、金岳霖、何思源、毛子水等人。他们在一起讨论问题,切磋学问,为日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26年冬,傅斯年学成回国,受聘于广州中山大学,担任教授兼文科学长。为此,他先后聘请鲁迅、施存统、许德珩、容肇祖、俞平伯、赵元任、罗常培、汪敬熙、杨振声等人前来执教。为了提高中山大学的学术水平,他于第二年秋天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开始招收研究生。1928年春,蔡元培筹办中央研究院,邀请傅斯年担任该院语言历史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聘请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分别担任历史组、语言组、考古组主任。从此,傅斯年一直担任这个职务,为中国现代学术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

    “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基于书生报国之情,在撰写《东北史纲》的同时,还与胡适等人一同创办文人论政的同人刊物——《独立评论》。在此期间,他写下《教育崩溃之原因》、《教育改革中几个具体事件》、《改革高等教育中几个问题》等文章,围绕教育独立和改革教育体制等问题提出系统的意见。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建议将北大、清华、南开合并。西南联大成立后,他一直兼任该校历史系教授。抗战后期,他代表国民参政会访问延安,看到礼堂里挂着许多献给毛泽东的锦旗,不无讽刺地发出“堂哉皇哉”的感叹。抗战胜利后,他代理北大校长,为重建北大、平息学潮做出很大贡献。随后,他多次抨击行政院长宋子文贪污腐化,至今传为佳话。

       1949年初,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为了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为了把台湾大学办成学术中心,他积劳成疾,不幸于195012月底逝世,享年54岁。傅斯年担任台湾大学校长虽然不到两年,但是却展现了一个既充满个性而又忘我工作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为此,他获得“五百年名世奇才”、“三千学生痛失良师”等赞誉。时至今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傅钟”及其独特的21响,仍然是台大精神的象征;由他制定的“敦品、力学、爱国、爱人”的校训,铭记在每一个学生心中。

    傅斯年去世后,胡适的一段话可以为他盖棺论定。胡适说:“孟真是人间一个最难得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同时理解力和判断力也最强。他能够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人,同时也是最能办事又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集中人世许多难得的才性于一身。有人说他的感情很浓烈,但认识他较久的人就知道孟真并不是脾气暴躁的人,而是感情最热,往往带有爆炸性,同时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的人。像这样的人,不但在一个国家内不容易多得,就是在世界上也不容易发现有很多的。”

 

1、反思文化传统

 

    傅斯年的领袖才干,早在北大读书时就已经表现出来。据说当时有一位姓朱的教授是章太炎的弟子,在课堂上讲解《文心雕龙》,让傅斯年挑出许多错误。于是全班同学签名上书蔡元培,结果朱教授被辞退。相反,当胡适刚刚登上北大讲坛,用现代科学的方法讲述中国哲学史时,有人想通过闹事把他赶走。傅听了胡适的课以后,对大家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于是,他成了胡适的“保护人”。

    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傅斯年的才华得到进一步展现。他在《新青年》发表第一篇文章后,被胡适认为“是最能了解当时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的人。”随后,他又在《中国学术思想界之误谬》中,列举了中国学术的七大“误谬”:其一,中国学术,以学为单位者至少,以人为单位者多;其二、中国学人,不认个性的存在,而以当别人的奴隶为天职;其三、中国学人,不管时间的存在,不顾形势之转移;其四、中国学人,不知分工的原理,只想“以其道易天下”;其五、中国学人,好谈致用,其结果是一无所用;其六、中国学者,联想多而思想少,想象多而实验少,比喻多而推理少;其七、中国学术,重形式而不管精神,有排场而不顾实在,只有一种空洞的间架。这些观点,在当时就一针见血,到如今仍然让人感到切中时弊。

不久,他和顾颉刚等人创立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据说这个想法是他们在宿舍聊天产生的。大家认为:“我们将来的生活,总离不了教育界和出版界”;因此在学生时代“必须有自动的生活,办有组织的事件”。只有这样,所学所想才不至于枉费。于是他们首先想到办杂志是“最有趣味”、于学业最有补助的事。然而当他们把办刊申请送上去的时候,陈独秀因为傅斯年是黄侃的高足,便怀疑他们是想与《新青年》作对。幸亏蔡元培和胡适对他们的想法非常支持,这份杂志才得以问世。该杂志由傅斯年担任主任编辑(主编),胡适担任顾问,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广泛影响,赢得很高声誉。

    在主编《新潮》的过程中,傅斯年不仅是删改稿件的高手,而且写了许多惊世骇俗的文章。为此,他的老同学罗家伦回忆说:“当时我的文章,虽然也有人喜欢看,可是我总觉得不如孟真的厚实,这使我常常警惕在心。”在这些文章中,有许多是反思教育和文化传统的。

    比如他在《万恶之原(一)》一文中说:在中国,破坏个性的最大势力是家庭。中国的父母,从孩子出生的第一天起,就教他如何做父母的好孩子,而不是做一个独立的人。这其实是一种“极力的摧残个性”的做法。为此,傅斯年讲了华盛顿和达尔文的故事。

     ——华盛顿小时候砍了园子里的几棵树,当他父亲生气地问他时,他承认是自己干的。于是父亲转怒为喜,原谅了他的错误,表扬了他的诚实。傅斯年说,如果是中国的父亲遇上这种事,必然会因为心疼这几棵树,把儿子教训一顿。至于诚实不诚实,在他们眼里并不重要。

     ——达尔文小时候不肯在学校念书,每天跑到河边去摸蛤蟆。长大后也不肯听老师讲课,而是“整日里在城外弄花、弄草、弄虫儿。”傅斯年说,如果达尔文是一个中国人,“他家庭一定觉得他是个永不堪造就的顽皮孩子”。因为中国式父亲对待孩子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教他服从社会,好来赚钱。(至于)什么叫做‘个性’,他是全不明白”的。这其实是“戕贼人性”的教育。正因为如此,在中国不可能有华盛顿,也不可能有达尔文。

    又如他在《社会-群众》中说,中国社会不是一个细密的有活力的组织,而是一盘散沙,乌合之众。他指出:“十个中国人,所有成就,竟有时不敌一个西洋人。这固然有许多缘故;也因为西洋人所凭托的社会,是健全的,所以个人的能力,有机会发展;中国人所凭托的社会,只是群众,只是有名无实,所以个人的能力,就无从发展。”这些话出提醒我们,傅斯年之所以成为难得的天才,与他考取北大之后的时代环境有关。同时也让我们想起前些年中国科技大学办少年班的事。以宁铂为代表的天才少年之所以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显然与傅斯年分析的社会原因有关。

    再如他在《中国狗与中国人》中写道:他见到一位北京警犬学校的人,便问对方:“你们训练的狗,单是外国种呢?或者也有中国狗?”对方回答说只有外国种,没有中国狗。为什么会这样呢?对方解释说:中国狗虽然比外国狗聪明,嗅觉也很灵敏,但如果“教它做一件事,它每每在半路上,碰着母狗,或者一群狗打架,或者争食物的时候,(就)把它的使命丢开了。”由于中国狗“太不专心了,……所以教不成材。”这番话让傅斯年颇有感触。他说,为什么中国狗与中国人如此相似呢?这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地带,同一个社会,受到同一个环境支配的缘故。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做事手段卑鄙、没有责任心,简直是达到极点了。这显然与长期的专制制度有关。因为在专制制度下,中国人只需服从、不要负责,就像满街的狗一样,“不负责任的活着,自然没有活着的生趣。”他指出,在这种文化传统的熏陶下,中国人为了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往往是斗争过分、手段过度。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把读书当作官场的敲门砖,把做官当作敛财的手段。至于社会进步、民族前途、国家利益,都可以置之脑后。所以他认为,五四运动不仅是爱国运动,更是一场“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在这里,傅斯年把中国文化传统中不负责任的劣根性,揭露得淋漓尽致。

有人做过统计,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傅斯年公开发表了54篇文章。人们认为,这是他思想最活跃、感情最激进、兴趣最广泛、写作最旺盛的时期,其内容值得进一步研究。

 

2、留学不要学位

 

      1919年,傅斯年考取山东官费留学资格准备出国深造时,曾在《〈新潮〉的回顾与前瞻》中对同学们提出三点希望:第一,要“切实的求学”;第二,毕业后再到国外留学;第三,不到30岁不在社会上服务。此外,他与美国公使座谈时表示:出国后要以学者的态度悉心研究西方近代学术,并以此作为“考察中国问题的资助”。他希望留学归来后,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中国大多数人得到一种全新的生活,“然后可与世界诸民族同浴于同一文化之流。”这就是说,他出国留学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名利,而是为了国家与民众。

傅斯年在北大时是学文科的,但是进入伦敦大学后,他却对自然科学产生浓厚兴趣。他除了主修实验心理学之外,还选修物理学、化学、数学等课程。他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表示,当年在北大耽误了不少时间,现在应该补上。对于傅斯年的这一转变,老同学罗家伦分析得很透彻。他说:“这看上去像是一件好奇怪的事”,但实际上他是想从自然科学中得到有效的方法和训练。

       1923年,傅斯年转入柏林大学,选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新兴的比较语言学。在德国,他先后遇上陈寅恪、赵元任、徐志摩、俞大维、金岳霖、何思源、毛子水等人,与他们相互砥砺,切磋学问。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回忆说:“那时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的乱的不得了,他们说只有孟真和寅恪两个是‘宁国府门前的一对石狮子’。”

     有意思的是,尽管如此,无论傅斯年还是陈寅恪,都没有获得任何学位。陈寅恪的姪儿陈封雄说:“寅恪叔被人们尊为‘教授之教授’,而他本人终其生连个‘学士’学位都没有。他在国内的学历是‘吴淞复旦公学毕业’,那时(1909年)复旦公学还不能算正式大学,也不授予学位。”他还说,抗日战争后期,他曾经问自己的叔叔陈寅恪:“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陈先生回答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陈先生还说,他自己20岁到了德国后,就立志要尽量多学几种语言文字。为此,他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学知识找资料方面。对于能不能获得学位,并没有放在心上。这种情况在德国大学里面非常普遍,大家认为,“只要能得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后来,陈封雄把这件事向自己的姑父俞大维提起,俞先生认为陈先生的想法是对的,所以他能成为一个大学问家。俞先生还说:“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

       1926年冬,傅斯年学成回国,到广州中山大学担任教授,兼任文学院院长和国文系、历史系主任。傅斯年到校后,除了聘请一大批具有新思想和学有所长的教授之外,还特别关心学生,强调学以致用。他对自己的学生说,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就必须有系统的专门知识和能够与他人合作的精神,而大学就是为此而设立的。与此同时,他还批评把上大学当作敲门砖的思想,认为上大学混文凭是没有出息的表现。

    为了提高中山大学的学术水平,傅斯年创办了语言历史研究所,并开始招收研究生。1928年夏,中山大学应届毕业生请他为《同学录》作序。为了勉励自己的学生,他写下这样的话:“读书也只是一种路径,一种手段,一种资助,并不是一种目的,因为书是供我们研究的材料,或者是别人研究的结果,也是我们作研究的工具。我们为扩张知识,因而扩张能力,然后借读书为法子,并不是为读书而读书。”基于这一考虑,他要求大家千万有“一旦毕业就谢天谢地”的思想,应该把上大学当作进入社会的准备。

      192811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成立,傅斯年担任该所所长,并辞去中山大学职务。在史语所,他不断寻找“拔尖人才”,派他们国外进修。与此同时,他又经常劝大家出去后不要去读什么博士,而要寻求真正的知识和学问。他甚至现身说法,说自己留学六七年,进过三所大学,研究过几门学问,却没有得到博士学位。直到傅斯年逝世以后,有人还感慨地说:“今天大家一窝蜂的念博士,……傅先生九泉之下有知,诚不知作何感想。”

 

3、指责教育崩溃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开始照搬法国模式,实行所谓大学院制,结果在教育界造成混乱。后来政府提出要整顿学校,改革教育,引起社会各界关注。为此,傅斯年于1932年在《独立评论》发表《教育崩溃之原因》。文章一开头就直言不讳地说:“中国的学堂教育自满清末年创办的时候起到现在,从不曾上过轨道,而近来愈闹愈糟,直到目前,教育界呈露总崩溃的形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他认为大致有五个原因。

        第一, 学校教育一直没有脱离“士大夫教育”模式。傅斯年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士大夫”一直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两千多年来,人们一直把“读书为登科,登科为做官”视为天经地义的事。即使到了近代,也把读书当作谋求一官半职的终南捷径。正因为如此,中国的读书人必须依附于统治阶级,他们的出路只能是当官。这就产生一种奇怪的现象:“认字的人越多,失业者越多。学校办的越多,社会上的寄生虫越多。”相比之下,“欧洲社会中的中坚分子是各种职业(Trades)中人。故中国的中等阶级好比‘师爷’,西洋的中等阶级是技术阶级(Professional class)。……西洋科学之发达,大体上是这个阶级的贡献,因为这个阶级一面用技术的能力,一面有相当的自立,故既能动手,又有闲情。”因此,“若想中国成一个近代国家,非以职工阶级代替士人阶级不可;若想中国教育近代化,非以动手动脚为训练、焚书坑儒为政纲不可。”这些话让人想到最近盛行的“报考公务员热”,也说明我们至今没有摆脱“士大夫教育”模式。由此可见,不能摆脱传统教育模式,不能实现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是中国教育崩溃的根本原因。

        第二, 政治不安定,致使人人怀“五日京兆”之心,事事成“朝不保夕”局面,从而严重地影响了教育的发展,这是教育崩溃的一个主要原因。

        第三, 各种政治人物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纷纷插手学校教育,企图把学生变成他们的爪牙和工具。一些学生为了眼前利益,也纷纷卖身投靠,从而造成“办学的与从学的相互利用,以申张封建势力,发挥部落思想,充实工具”的局面。这种“乱世造奸雄,奸雄造乱世”的状况,是教育崩溃的又一个原因。

        第四, 教育界生搬硬套,盲目效法外国,使教育体制与中国社会脱节,这也是中国教育混乱和崩溃的一个原因。

       第五, 因为各种社会矛盾的存在,使青年不能自立,使他们面临的生理问题和心理问题不能解决,使他们的各种要求得不到满足。这样一来,青年学生就只能热衷于搞学潮或者谈恋爱了。这是教育崩溃的最后一个原因。

     傅斯年指出:上述“第一、第二两项是基本的原因,第三、第四两项是目下紊乱的直接原因;第五项是一种外感病,自身健康自然不染,自身不健康是免不了的。政府若想把教育彻底改革,非对这原因作有效的处置不可,否则改一回学制即增一回紊乱,作一次处分即种一次恶因。”

    在这篇文章中,傅斯年还批评了中国的教育学家缺乏专门知识的问题。他说:在英国要学教育专业,必须本科毕业;在德国则是从大学哲学系的高年级学生中选拔未来的教师;相比之下,在美国只能当中小学教员的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毕业生,回到中国却可以当大学教授、大学校长、甚至是教育部长。这也与教育的崩溃有关。

     文章发表后,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毕业的邱椿认为傅斯年“措词稍欠平和,持论似属偏激”,于是他在读者来信中指出,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友中,当了教育部长的只有蒋梦麟,当了大学校长的只有郭秉文。他认为这两个人对中国教育的贡献有目共睹,因此中国教育的破产与该校毕业生没有关系。此外,他还就其他问题与傅斯年进行商榷。对此,傅斯年在回应中一方面承认文章提出的五点有不合逻辑之处,但同时也坚持了自己的基本看法。

 

4、讨论教育改革

 

     在分析了教育崩溃的原因之后,傅斯年紧接着又在《独立评论》发表《教育改革中几个具体事件》,对当时的教育改革提出五条基本原则。

        第一,反对以“职业训练为中心”。

    傅斯年说,让教育“以职业之训练为中心”,是江苏省教育会一帮人提出来的。“他们的办法是把学校弄成些不相干的职业的‘艺徒学堂’,(让)幼年人进学堂,如进工场一般,这是极其不通的。”这种情况,与上世纪80年代为了缓解高考压力,大办职业中学的作法如出一辙。

     在批评了江苏省教育会的作法之后,傅斯年提出自己的主张。他说,我们主张学校也是要“训练”的,但这种训练不是要把学生变成“艺徒”,而是要把他们培养成既有牢固的知识、又有诚实的态度、还有动手的能力、并且在离开学校以后能够服务于社会的人。为此,他提出要把中小学课程的门类减少到最低限度。他认为,考察一所学校成功与否,一要看学生是否有使用课本知识的能力,二要看能否把日常生活与课本知识联系起来。只有这样的“训练”,才可以摆脱“士大夫的架子”,才“可以防止安坐享受的习惯”。

     第二,要认真整顿教育系统。

     傅斯年认为民国以来的教育界虽然是“自由发展”了,但由于“私立学校随便开,大学随便添,高中满了全国”,因此出现良莠不齐、失业人数增加的混乱状况。面对这种状况,教育部的当务之急有以下几点:一,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教育统计,同时根据社会需要制定各校各科的招生人数。二,各级公立学校在培养人才上不仅要相互衔接,而且还要顾及地方需要。三,限制私立学校盲目发展,防止造成紊乱。四,要使国民教育、普通教育、职工教育、学术教育之间相互配合,相互照应。

     第三、要尽快实现教育独立

     傅斯年强调,教育不能独立,学校就不可能办好。他举例说,当年德国的威廉二世虽然无比专横,却不能免除一个大学校长的职务。相比之下,中国的教育厅长和教育局长,却有随便撤换校长的权力。他认为政府的责任,一要确保教育经费的独立,二要保障校长和教师的地位,三要在教育管理上采用文官制。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教育的独立。

    第四,要努力根除教育腐败。

傅斯年说,根据民国以来的事实,教育的腐败是自上而下的。只有教育部不讲道理,地方教育官员用人不当,校长和教员不成样子,然后学生才会出问题。所以他认为:“教育之整顿,学风之改善,其关键皆自上而下,都不是自下而上。”他还说,学生大多数都是好的;政府只有“把教育部建设成一个有技术能力的官厅”,并选择有人品,有见识,有资望的人去当大学校长和教育厅长、教育局长,才能把学校办好。

        第五,要资助有才学的穷学生。

傅斯年指出:“科举时代,穷人是比较有出路的,一来由于当年读书用不了许多钱,二来由于当年义学、宗塾、廪膳膏火、书院奖励、试馆等制度,大可帮助有才无钱的人。今日之学校教育,用钱程度远在当年之上,并无一切资金、助金。国家号称民国,政治号称民权,而贫富之不平更远甚,成个什么样子?”因此他提出五点建议:一、把大中小学的经费抽出百分之五当作奖学金。二、停办所有无成绩的省立大学,将其经费当作奖学金。三、停办一切不成样子的私立大学,“收他们的底款为奖学金”。四、私立学校不设奖学金,不得立案。五、在收高额学费的同时,也要设立更多的奖学金。

     这篇文章发表后,著名历史学家孟森写了一篇《论士大夫》的文章寄给胡适。其中对士大夫的定义是:“‘士大夫’者,以自然人为国负责,行事有权,败事有罪,无神圣之保障……者也。”胡适看到这篇文章,觉得“孟先生文中所谓‘士大夫’应该可以叫做‘领袖人物’,省称‘领袖’”。为此,他在《独立评论》发表该文的同时,也写了一篇文章,题为《领袖人才的来源》。其中谈到近代欧洲的领袖人物,大多出自大学或受大学教育的影响。他问道:“茫茫的中国,何处是训练大政治家的所在?何处是养成执法不阿的伟大法官的所在?何处是训练财政经济专家学者的所在?何处是训练我们的思想大师或教育大师的所在?”在感于此,他认为要想摆脱没有领袖人才的苦痛,“只有咬定牙根来彻底整顿教育”。否则,“我们这个国家也只好长久被一班无知识无操守的浑人领导到沉沦的无底地狱里去”。

不久,傅斯年在《独立评论》发表《改革高等教育中几个问题》。傅斯年首先回顾了清末以来教育改革的失误,然后提出改革高等教育的三条意见。

     第一,大学教育与中小学教育的功能是不一样的。中小学是基础教育,大学是“学术教育”。前者重在“知识的输进、技能之养成”,后者重在培养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因此,“中小学教师对学生是训练者,大学教师对学生是引路者”。大学教师应该实行讲座制,大学生应该实行选修制。正因为如此,大学绝不能像中学那样实行年级制,否则学生就不可能学会研究学问,学校也不可能形成良好学风。

     第二,大学的组织结构,“要以讲座为小细胞,研究室(或研究所)为大细胞”。大学教师讲课,如果没有图书做参考,没有实验的训练,就毫无意义,因为这种训练也是为了研究。

     第三,大学教授能否胜任,是办大学的关键因素,因此对于大学教授的资格要有明确规定。但是“今之大学,请教授全不以资格,去教授全不用理由,这真是古今万国未有之奇谈。”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傅斯年提出要“由教育部会同有成绩之学术机关组织一个大学教授学绩审查会”。对于凡是“有一种著作,此著作能表示其对此一种学问有若干心得”的学者,就可以授予大学教授的资格。对于已经拥有大学教授资格者,不能随便免除其职务,除非他在三年内没有任何新的贡献。这篇文章结束时,傅斯年附加一句注释:“此文写至此处,急须付印,尚有余义,且待后来再写。”

     文章发表后,吴世昌给傅斯年写了一封长信,提出应该通过“国家考试”授予学位等意见。吴世昌在燕京大学毕业后,刚刚考入“哈佛燕京学社”国文系读研究生。他的信被删节后刊登在《独立评论》上。但由于傅斯年生病,没有及时回答。两个月后,傅斯年在《独立评论》又发表《再谈几件教育问题》的文章,其中谈到三个问题:其一,在大学里衡量教授的标准是有没有学识和常识,而不是懂不懂教育学或教学法,因此大学不是高谈教育学的场所。其二,由于“学问是体,方法是用,不有其体,何处寄用?”因此研究教育的人首先应该在文科或理科中有一门专长,否则他们的所谓教育学和教学法,就只能是空谈而已。其三,中小学课程要减少门类,充实内容,不要一味地照搬美国模式。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大学不应该设立教育学院,而应该设置教育学讲座;中国科学不发达,与研究机关太少有很大关系。文章结束时,傅斯年还谈到中国的问题固然与政治改革有关,但教育部不思进取,不能振作也是重要因素。因此他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希望现在的教育当局在最短期内努力完成他们的责任!”

     该文发表后,曾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哲学博士的杨亮功认为,傅斯年虽然比过去平和多了,但还是不免有武断和偏见。他申辩说:“中国大学之设立教育学院,何尝是以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为模型耶?……欧美各国中小学普通科目,实在无多大区别,并非如孟真先生所谓‘这十几年来,中国教育制度日趋于美国化’”。当然,他也承认“孟真先生总算是我们研究教育者的诤友,毫不客气的给我们许多的批评”,这足以使我们反躬自省,努力改进。

 

 

5、反对尊孔读经

 

      19347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规定每年828日为孔子诞辰纪念日,并要求各地举行隆重纪念活动,提倡尊孔读经。当年827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在南京中央大礼堂举行孔子诞辰纪念大会,汪精卫和戴季陶在会上作了演讲,演讲的题目是《纪念孔子诞辰之意义》和《国民文化复兴的开始》。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还派叶楚伧、禇民谊、傅汝霖等人前往山东曲阜祭孔,全国各地也纷纷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随后,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一方面颁发孔子纪念歌词,一方面还通过了《修理维持曲阜孔子陵庙办法》和《尊崇孔子发扬文化案》。前者决定在中央拨款和各地分摊的基础上,向学生征收“毕业证附收捐款”,后者则对孔孟后裔予以各种优待。

     针对这一现象,蔡元培、胡适、鲁迅、傅斯年等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都表示反对。胡适说:自古以来,“孔子是年年祭的,《论语》、《孝经》、《大学》是村学儿童人人读的”;但所谓“洙水桥前,大成殿上,多士济济,肃穆趋跄”的盛况,又“何曾补于当时惨酷的社会,贪污的政治?”(《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鲁迅说:“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基于同样的看法,蔡元培也说:“我认为小学生读经,是有害的,中学生读整部的经,也是有害的。”(《关于读经问题》)

相比之下,傅斯年则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19354月,傅斯年以《论学校读经》为题,在《大公报》发表“星期论文”。文章说:从历史上看,倡导读经的人从来就没有取得过成功。第一,“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朝代都不是靠经术得天下、造国家的,而一经提倡经术之后,国力每每衰落”;第二,由于经文过于难懂,因此当年的经学不是用来装点门面,就是被当成敲门砖来使用;第三,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哲学,那些主张读经者不过是用经学来傅会自己的主张罢了。就现实而言,要想在学校倡导读经也不可能。第一,根据教育的本质、国家的需要和学校的状况,目前在“中小学课程中‘排不下’这门功课”;第二,由于六经“在专门家手中也是半懂不懂的东西”,因此如果把它纳入教材,“教者不是浑沌混过,便是自欺欺人”,这对青少年的理智和人格是极大的伤害。基于以上看法,傅斯年认为在最需要学习引进现代文明的时候,有人反而想用读经来挽救世道人心,真是浅陋之极。正因为如此,他在文章一开始便引用韩愈的话说,尊孔读经就和烧香拜佛一样,“事佛求福,乃更得祸!”

     该文发表后,胡适认为这篇文章很值得大家一读,便在《独立评论》予以转载。与此同时,他还写了《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对该文作了补充。胡适说:傅斯年的文章虽然“无一字不是事实”,但其中六经“在专门家手中也是半懂不懂”的话,却很少有人能够懂得。为此,胡适在文章中首先引用王国维的一段话作了解释。王先生说:“诗书为人人诵习之书,然于六艺中最难读。以弟之愚闇,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此非独弟所不能解也,汉魏以来诸大师未尝不强为之说,然其说终不可通。以是知先儒亦不能解也。”这就是说,对于六经中的《诗经》和《书经》,不仅王国维自己不能完全读懂,就连汉魏以来的经学大师也未必真懂。于是胡适问道:“王国维尚且如此说,(难道)我们不可以请今日妄谈读经的诸公细细想想吗?”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胡适说经学必须在科学整理的基础上,才能逐步解决其难懂的问题,因此他认为:“在今日妄谈读经,或提倡中小学读经,都是无知之谈,不值得通人的一笑。”鉴古可以知今。回顾胡适、傅斯年等人数十年以前反对读经的意见,再看看近年来关于读经的争论,其问题的实质也就显而易见了。

    傅斯年的话似乎并没有扭转乾坤,有人甚至以日本为榜样,继续鼓吹尊孔读经。第二年8月,傅斯年在《一夕杂感》中指出:“现在中国的祸害又多又大”,其中一大祸害是“走了几十年革命的道路,忽然失却自信,以成败论是非,乃慕东邻,以徘徊代努力,乃演复古。”紧接着极为他感慨地说:

记得袁世凯将窃国时,一切御用议员,及进步党大众,要把“宪法”中弄上个“中华民国以孔子之道为立国修身大本”。当时国民党对此事断然排击,以为既不合民国之国体,又妨碍信仰之自由。不意国民党执政数年之后,忽然尊起孔来了。同时又听说一种议论,以为东邻祀圣,中国不可不尊孔,真荒谬绝伦之谈。设若我们另有一个强邻,为我们提倡迷信推行毒品,难道我们政府也必须照样炮制,以博愚民之同情,以取黑籍之赞助!行一事要靠自己的见识,决不靠模仿别人的,祀孔不祀孔,另是一回事,学人家却是最无聊的。三十年中,中国因受自由主义的影响,乃有辛亥革命之成功;受社会主义的动荡,乃有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建业,这一条路并未尝走错,且是历来环境所促成唯一可做之路。今日之贫弱,乃是自己在自己路上不振作之故。若不努力前征,反而徘徊歧路,事情必至更糟而后已。

 

6、鼓吹爱国思想

 

     抗日战争之前,傅斯年还以学生军训和历史教科书等题撰写文章,目的是为了启发青年学生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什么是合格的现代公民。他在《中学军训感言》中说:“中国人至今多数还未曾感觉到国家之存亡与荣辱如何影响到他个人这存亡与荣辱,无此见识即无此情感,无此情感即无此行为。维新以来的教育,何尝不是终年谈爱国,……然而多数人依然旧样。”基于这一认识,他主张青年学生不能空谈爱国,而应该接受爱国训练。通过爱国训练,让他们不仅知道“国家需要执干戈以作捍卫,……更应该知道他们的生死荣辱是和国家的隆污存亡分不开的。”他指出所谓军训,是一种人格锻炼,是一种造就公民的活动。因此必须选择有志气、有知识、有现代思想的教官。这样才能振作青年人的志气,提高青年人的知识,让他们担负起现代公民的责任。

    在《闲谈历史教科书》中,他提出要把历史教科书当作公民教材,“借历史事件做榜样,启发爱国心、民族向上心、民族不屈性”。为此,在编写历史教材时,不能说谎,不能欺骗学生。他举例说,对于中国的“四大发明”,应当大书特书。但如果以为它们的价值“与发明蒸汽机相等,则近于妄。”他还说:“爱国者不必言过其实,只说实话,即足以达到它的目的”。如果是无中生有,那就只能“培养国民的夸大狂”。因此“我们应该借历史锻炼国民的自重心(不是自大心),启发强固的民族意识,以便准备为国家之独立与自由而奋斗。同时我们也应该借历史陶冶文化大同思想,使中国人为世界文化之继承者、促进者。”

在那国难当头的时代,傅斯年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比如他的孩子快要出生的时候,曾对罗家伦说:如果生下男孩,就要取名“仁轨”。罗家伦不解其意,他解释道:你白学历史了,“你忘记了中国第一个能在朝鲜对日本兵打歼灭战的,就是唐朝的刘仁轨吗?”傅斯年去世后,罗家伦感慨地说: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到“他内心所蕴藏的是多么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

     罗家伦还谈到抗日战争前发生的一件事。他说:冀察事变(华北事变)以后,日本加快了侵略步伐。当时北平市长萧振瀛在一次招待教育界人士的聚会上,讲了一番“俨然是为日本招降”的话。正当“大家惶惑之际,只有适之先生和孟真挺身而起,当面教训萧振瀛一顿,表示坚决反对的态度,誓死不屈的精神;于是北平整个浑沌的空气,为之一变,教育界也俨然成为左右北方时局的重心。孟真这种声张正气的精神,是使他不顾一切的。大家不要忘记,那时候的华北,不但是亲目派横行,而且日本特务也公开活动,这是一个生命有危险的局面。”

    傅斯年认为,爱国是一种道德品质,如果政府一方面提倡爱国,一方面却纵容官员腐败,那就会伤害国民的爱国心。为此,他在《政府提倡道德》中指出:“我只见天下熙熙,天下攘攘,若不想到国难之深,民困之极,只见到公务机关汽车之多,公务员应酬之繁,外宾招待之周,不相干的事计划的得意,也真够太平景象了。如此的政治的榜样,是能锻炼人民道德的吗?”在《黄祸》一文中又说:“我拥护政府,不是拥护这般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和这些败类搏斗,才能真正帮助政府。”

     傅斯年深知,在“以吏为师”的传统文化中,官员们的行为对青年有很大的示范作用。因此他在《“五四”二十五周年》中指出:“……大家都说今日的青年总是犯了消沉,逐利,走险三条路吗?要想纠正这些,决不是用老药方所能济事的,无论这药方是汉的威仪齐庄,或是宋学的明心见性,这个都打不动他的心坎,你说你的,他做他的,要想打动他的心坎,只有以行动启发其爱国心……”

傅斯年是性情中人。据罗家伦回忆,日本投降后,傅斯年好像疯了一样,他从家里取出一瓶老酒,来到大街上。他一手拿着酒瓶大口喝酒,另一手拿着一根手杖,手杖上挑着一顶帽子,在街上乱舞起来。结果帽子飞了,手杖也也丢了,直到叫不动闹不动的时候才回家睡觉。第二天下午罗家伦去看他,他还爬不起来。但是他说:“国家出头了,我的帽子掉了,棍子也没有了,买又买不起,晦气,晦气。”面对好朋友的如此表现,罗家伦心想:“这是孟真的本色,孟真不失为真!”要知道,傅斯年身体很胖,又患有严重的高血压。从这一人生的花絮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多么爱国。

 

7、代理北大校长

 

     抗日战争结束后,如何让国家摆脱战争的阴影,让社会恢复正常的秩序,让民众过上安定的生活,是中华民族面临的最大问题。为此,远在西南边陲的北京大学等单位也需要尽快返回北平。当时人们把这一行动称为“复员”。傅斯年逝世后,朱家骅在回忆文章中说:“抗战胜利,各校复员,北京大学地位重要,我和他商量,想请胡适之先生担任校长,他也竭力的主张,不过胡先生不能立即回国,结果,又把代理校长推到他的身上。他当时虽表示不愿,但北大是他的母校,而胡先生又是他的老师,我以大义相劝,也不得不勉强答应。”当时朱家骅是教育部长,胡适还滞留在美国,而北大校长又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职位。不仅如此,当时傅斯年的病情已经相当严重,因此到了胡适回国以后,朱家骅就劝他去美国疗养。临行的时候,傅斯年送他一张照片,还说了一句很沉重的话:“这次出去,能否再见,难说得很,希望以此为念。”听了这话,朱家骅非常难过,但也只能表示安慰。

    从这一细节中,也可以看出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傅斯年在北大校庆时曾经表示:蒋梦麟的学问不如蔡元培,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学问不如胡适之,但他办事的能力也比胡先生高明。因此他半开玩笑地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蒋梦麟听到这番话以后,幽默地对他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是北大的功狗。”由此可见,朱家骅选择傅斯年担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是很有道理的。

    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后,有两件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一是接收校产尽职尽责,尽心尽力。

      19459月,傅斯年以北京大学代理校长身份参加在重庆召开的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随后他派遣陈雪屏、郑天挺、杨振声、曾昭伦等人回到北平接收北大校产,为学校复员做准备。不久傅斯年也抵达北平。在以后的短短半年中,他还争取到北大周围的许多敌伪房产和无主民房,其中包括相公府、东厂胡同的黎元洪故居、旧国会大厦等建筑。为此,他在致敌伪产业处理局等部门的公函中称:“查本校复员在即,需用房屋至为迫切。兹将邻近本校之敌伪房产地址开具清单,敬希惠察,允将单列各处暂为拨借应用,或订价购置以济急需。”在致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的公函中称:“查中老胡同三十二号房舍系敌伪产业,经交通部平津区特派员办公处拨交敝校应用业已接收清楚,相应函达查照,即请赐予备案。”在致李宗仁、孙越崎、熊斌的电报中称:“本校校址不敷亟等购置民房,拟请将后门、沙滩、马神庙、南北池子、皇城根、南夹道、南河沿一带及西四至西单间之敌伪房产尽先拨归本校价购以资应用。”据陈雪屏回忆,傅斯年经常对他说:“关于行政上的业务,我们应先替胡先生办好,将来不劳他操心,即以校产为言,他断不愿和别人抢东西的。”这说明让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确实是明智之举。

    二是坚决拒绝伪北大教员继续留任。

     抗战胜利后,日伪时期的北平大专院校师生如何处置,是教育当局面临的一个难题。陈雪屏等人回到北平后,根据教育部命令成立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准备进一步安排学生。由于人手不够,陈聘用了一些日伪时期的教员讲课。但这时傅斯年已在重庆发表声明,为保持北京大学的纯洁,坚决不录用伪北大的教职员。194511月,傅斯年抵达北平时,陈雪屏等人到机场迎接。傅斯年见到陈雪屏后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他与伪大学的教师有没有来往。陈雪屏如实回答后,傅斯年很不满意,他激动地说:“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

    伪教职员听说傅斯年坚决不录用他们,便四处活动,要求继续留用。他们甚至向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请愿,还有人在报纸上发表致傅斯年公开信,申述他们留下来充当日伪教员的理由和苦衷。这些理由和苦衷也得到不少人的同情,就连陈雪屏也认为,除了极少数人甘心附逆外,大多数人是由于各种原因留下来的,因此不必过于认真。对此,傅斯年再次发表声明,重申不用伪教职员的决心。他说,抗战开始后,北大是请全体教职员内迁的。事实上,除了周作人等一两个人以外,其他人都应该响应。即使是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内迁,也可以到辅仁大学或燕京大学任教。因此,那些到伪北大任教的人与北大毫无关系。他还说:“学校是陶冶培植后一代青年的地方,必须要能首先正是非,辨忠奸。否则下一代的青年不知所取,今天负教育责任的人,岂不都成了国家的罪人?”基于上述原因,他坚决表示:“无论现在将来,北大都不容伪校伪组织的人插足其间。”

       19468月,已经卸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在《经世日报》发表《漫谈办学》的文章,提出要办好一所学校,应该从四个方面着手。第一,面对教师们“衣食无着”的困境,政府要尽快调整教职员的待遇,否则就是没有尽到责任。第二,为了不至于误人子弟,学校应该尽最大的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第三,学校要有合理的纪律,否则就会风潮不断。第四,学校要有良好的学风,其中“包括自由的思想,规律的行动,求学的志愿,求真的信心,师生相爱的诚意,爱校爱国爱人民的愿心。”文章结束时他自豪地说:“我这几个月负北京大学的责任,实在一无贡献,所做都是些杂务的事,只有一条颇堪自负的,便是‘分别泾渭’,为北京大学保持一个干净的纪录。”

 

8、出任台大校长

 

    如果说代理北大校长还不足以让傅斯年大显身手的话,那么在他担任台湾大学校长之后,历史为他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1948年下半年,由于政治军事局势的恶化,南京国民政府准备迁往台湾,于是台湾大学就成了未来的最高学府和学术中心。在这种情况下,朱家骅认为只有傅斯年能够当此重任,所以他再次前来劝驾。当时傅斯年刚从美国看病回来,身体尚未康复,医生也嘱咐他一定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担任行政事务。一开始,傅斯年曾严词拒绝,但最终还是出于公心慨然应允。这一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傅斯年为台湾大学第四任校长。19491月,傅斯年在北方战事接近尾声、蒋介石也已经下野的时候走马上任,也算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吧。

    台湾大学的前身是台北帝国大学。该校创建于1928年,是日本殖民统治的产物。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回归我国,才改名为国立台湾大学。该校第一任校长是罗宗洛。但是在以后三年中,该校连续换了三任校长,都没有建立良好的教学秩序。

    傅斯年上任后,根据眼前的现实和心中的理想,在第一次校务会议上就旗帜鲜明地倡导通才教育。他说:“我们要在一年半之内,集中精力,改进本校各种通习科目,建设本校的教育制度,务使来校的学生,一进大门来,便得到第一流的教授教他们普通课,教课之需要实习者,得到充分的实习机会……。以上所说的一般通习科目,包括在文学院的国文、英文、通史、逻辑;在理学院的数学、物理、化学、动植物、地质;在法学院的普通经济学、法学通论……等。”此外,他还表示台湾大学是一个教育机关,要搞好教育,就必须提高学术水平,因此它又“是一个学术机关”。

    当时正在台大读书的李亦园回忆说:“我是一九四八年九月考取台大历史系,当时傅先生尚未出任台大校长,而学校也因时局及屡次更换校长正处于极不安定的情况下,但是当傅先生莅任数个月后,一切校务都很快地上了轨道。傅先生不但在很短时间内稳定了整个学校的行政,而且‘带’来大批国内学术界极负盛名的学者。傅先生自己是学历史的,同时也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负责人,因此随他南下的学者,有很多是史学家,更有不少著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如李济、董作宾、凌纯声、黄逸夫诸先生也都来到台大。当我在历史系读完一年而进入二年级时,我们真是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我们不但可以接触到很多史学大家,并且可以直接聆教于从前只能在教科书上看到大名的考古学者与人类学者。我在接受他们教益之余,已深深地为这些新的科目所吸引了。”

    对于那些不称职的教师,傅斯年毫不客气。他的助手那廉君说:“傅先生作事,向来是一丝不苟,而且知人甚深。一个名贤的后裔,总想到台大任教,但他碣是不聘!接任校长之初,发现他的好友又是老友的弟弟教书不理想,绝不顾虑地劝他自动辞职!又发现一位教授,绝无教书的能力,只好叫他做些行政工作。”有人说:在用人方面,“他一方面拔姬姜于憔悴,采芝菌于粪土,而另一方面,对于许多故旧的自荐或请托,却毫不徇情地加以谢绝!”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傅斯年的人品和作风。

     一所好的大学,既不容许教师兼职“走穴”,又要赋予他们主人翁地位。19497月,傅斯年在《两件关于台湾大学的事》中谈到教师兼职的坏处,他要求台湾大学的教师尽量不要兼职。他还说,大学是一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按照“大学法”的规定,校长权力是很大的。但是“为学校之前途计,……为谋学校之进步”,他反对极权主义作风,希望大家能用协商讨论的方法,共同管理学校。为此,他到任不久,就成立“教员聘任资格审查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管理制度。有一次一个学院的院长开会时向傅斯年提出许多意见。下午继续开会时,同一学院的教授又向院长提了不少意见。于是傅斯年开玩笑地对那位院长说:“剃人头者,人恒剃其头,此之谓欤?”从这些趣闻轶事中,可以看出台大的民主作风。

     此外,傅斯年在《台湾大学选课制度之商榷》中强调大学要以学术为中心,而不要以教育为中心,否则就会把大学办成中学;在《台湾大学与学术研究》中,他根据当时实际情况,阐述了“教与学的自由”和暂时不能实行讲座制的理由;在《大学宿舍问题》中,他不仅介绍了西方教育界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的争论”,而且还根据学生的实际需要,提出设置宿舍的具体办法;在《“研究”与“出版”》中,他指出“为了严肃学府的风气,齐一教员的水准,研究工作实在值得提倡,出版著作应该奖励。”

 

9、制定八字校训

 

       194910月,傅斯年在台湾大学第四次校庆发表讲话。一开始他就坦率地说:“(我)起初也不知道这个校庆的日子是如何定的,后来才打听到这是民国三十四年接收前日本台北帝国大学的那一天。我当时就想,拿这个日子作校庆,对吗?经过一番考虑,我的结论是:这个日子应该作我们的校庆。”民国三十四年是1945年,也是日本投降、台湾回归祖国的一年。正因为如此,台湾大学也把它视为获得新生的一年。

    傅斯年指出:日本人办这个大学,有他特殊的目的。这目的就是既要和他的殖民政策相配合,又要充当他南进政策的工具。但是,“我们接收以后,是纯粹的办大学,是纯粹的为办大学而办大学,没有他的那个政策,也不许把大学作为任何学术外的目的和工具。”他强调:“台湾大学应该以寻求真理为目的,以人类尊严为人格,以扩知识,利用天然、增厚民生为工作的目标。所在这个大学在物质建设上虽然是二十多年了,在精神上却只有四年,自然应该拿今天作我们的校庆。”这就是说,办大学的目的只能是寻求真理,如果不能把学校当作寻求真理的地方,不能把人格尊严置于首要地位,奴化教育就有可能继续。

    说到这里,傅斯年感慨地说:“国家在这一年中,非常辛苦,而且可以说是非常悲惨,我们也就在这个悲惨中度过了一年。但将来是大有希望的,真理必定战败魔术,爱国必定战败卖国者。中国民族五千年文化,必定不会泯灭,我们的大学一定要在这个中间尽它应尽的责任。”

    于是,他一方面对艰难困苦中的教职员表示敬意,一方面对“诸位同学”提出四点希望。

    一是“敦品”,即敦厚的品行。傅斯年认为,一个社会里品行好的人多,这个社会自然健全;好的人少就很危险。青年是下一个时代的领导人,他们的品行在下一个时代必然影响很大。在人与人相处的过程中,与其责备对方,不如责备自己,责备自己的第一件事是自己是不是守信。在政治上,立信是第一要义,在个人也是如此。说话不算话,必然不会有好结果。话到这里,他似有所指地说:“这一个时代,真是邪说横流的时代,各种宣传每每以骗人为目的,在宣传者不过是想用宣传达到他的目的,但是若果一个人养成说瞎话的习惯,可就不得了。人与人之间,因为说瞎话不能放心,团体与团体之间,因为说瞎话不能放心,社会上这个风气如果厉害了,社会就不上轨道。”这就是说,要想寻求真理,就不能说一句瞎话。如果大学生也养成说瞎话的习惯,科学发明与学术研就可能造假,整个社会就会丧失诚信。所以他认为,“立信”不仅是做人、做学问的基点,也是组织社会、组织国家的根本。

    二是“力学”,就是勤奋地学习。傅斯年对自己的学生说:“在我这样年龄,一年就是一年,在诸位这样年龄,一年有十年之用。”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觉得几年的大学生活,对于同学们的一辈子特别重要,因此万万不可松懈。他还说:“这些年来,大学里最坏的风气,是把拿到大学毕业证书当作第一件重要的事,其实在大学里得到学问乃是最重要的事,得到证书乃是很次要的事。”这些话对于如今的大学生也很重要。

    三是“爱国”。傅斯年指出:“现在世界上的民族中,没有一个文化像我们这样久远而中间不断的,埃及比我们的文明古,但现在的埃及和古代的埃及并不是一个民族。印度的文明同时发达,但印度经过很多的民族的和文化的变化。现在世界上一脉相承的文明古国,只有中国了。”因此,大家千万不要辜负“我们这个文明先觉者的地位”。

    四是“爱人”。傅斯年认为仅仅爱国很容易流于空谈,因此还应该爱人。他引用“无侧隐之心非人也”的古训,要求大家克服自私自利的心理,立志“走上爱人的大路”

从此,敦品、力学、爱国、爱人便成为台湾大学的校训,铭记在大家心中。

前不久,我在网上看到台湾《联合报》两年前发表的一篇通讯,标题是《台大傅钟为何21响》。这篇通讯不长,却很有意思,其导语如下:“台大精神象征——傅钟为何总是敲21响?台大校长李嗣涔昨天在新生始业上,丢出这个问题,勉励新生主动求知找答案,四年后的毕业典礼他还会问一次,希望到时大家都已知道答案。”

    台湾大学的傅钟为什么要敲21响呢?读罢全文,我才知道这与傅斯年以及台大的校训有关。傅斯年有句名言:“一天只有21小时,剩下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因此傅钟敲21响,是为了提醒台大的学生,应该把每天读书、睡觉、做事的时间限制在21小时之内,剩下3个小时,要用于反省自己的思想言行。

    该文还介绍说:“1949年台大校庆,傅斯年期勉学生做到‘敦品、励学、爱国、爱人’这八个字,从此成为台大校训。傅斯年去世后,台大为纪念他奠定台大发展基石,铸造了‘傅钟’,悬挂在行政大楼前的草地上。”难怪李嗣涔校长在参观北大以后,有记者问:“作为一位资深的教授,您心目中的合格学生是怎样的?”他回答说:我很钦佩未名湖边那些苦读英语的学生,“这在台湾是绝对看不到的”(笑);但我以为,“最重要的是人格和品德”。他解释道:“台大的学生和北大一样,会有许多毕业生将成为各行业的精英和领导者,他们的见识和心胸将决定行业的兴衰成败。所以我们十分重视道德伦理教育。”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些年来,我们总以为只要刻苦学习,就是好学生,却不知道对于学生来说,最重要的是人格和品德,这大概就是台大的精神和傅钟所要传达的声音。

 

     10、三大教育理想

 

      校庆过后,傅斯年本来想把自己的办学思想写成一本小册子,但由于事忙,一直没有完成。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他在1950年年初写了一篇文章,简明扼要地阐述了这些想法。文章的标题是“几个教育的理想”,内容分“平淡无奇的教育”、“性品教育的初步”和“公平”三大部分,发表在《台湾大学校刊》上。

     在第一部分“平淡无奇的教育”中,傅斯年首先引用老子所谓“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善治国者,无赫赫之名”的话,向全校师生明确表示:“我只知道一步一步的实实在在的”办学,不会用盖礼堂、纪念馆等办法把学校办得很热闹。接下来他分别阐述了自己办学的三个原则:第一,协助解决学生的生活问题,其中包括食、住、衣、书、病五件事;第二,加强课业,不能让同学们游手好闲;第三,提倡各种课外娱乐活动,让大家能有“健康的体格,健全的精神”。他说:这些意思可以用一句笑话来概括,那就是“有房子住,有书念,有好玩的东西。”一个大学校长,居然想让同学们有好玩的东西,这话多么亲切啊。

如果第一部分是要为学生健康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的话,那么第二部分则是对学生的期望。傅斯年说:教育的一个大目的,就是要陶冶学生的性品。所谓性品,就是“一个人对人对物的态度。上等的性品,是对人对物,能立其诚,这本是中国儒家的道理,但西洋的正统哲学,从苏格拉底到现在的非唯物史观、非极权论者,总多少站在这个立场上。”傅斯年还说:“把立诚这个道理用在教育上,必须要考察事实、辨别是非。而如何考察事实、辨别是非,必须要不欺人,不自欺。我以为学校的陶冶,是不能够‘谆谆然命之’,必须用环境,用知识,用兴趣,陶冶他的。”他的意思是说,学校是熏陶的场所,不是说教的地方。这对于培养学生诚实守信的品质,至关重要。

     傅斯年还说:“我在台湾大学对学生的性品教育,只说了一句‘讲道’的话,就是‘不扯谎’。……这一项做不到,以后都做不到。这一项我确实说了又说,我以为扯谎是最不可恕的。科学家扯谎,不会有真的发现;政治家扯谎,必然有极大的害处;教育家扯谎,最无法教育人。……我所以重视这一个道理,因为做学问是为求真理的,一旦扯谎,还向哪里,用什么方法求真理去?没有智慧的诚实(Intellectual honesty)学问无从进步,至于做人,是必须有互信的,一旦互相诈欺起来,还有什么办法?”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对个人而言,说谎会毁了他的一生;对社会而言,说谎会毒化整个风气。而说谎一旦形成风气,社会岂有不大乱之理?基于这一认识,他号召同学们毕业以后,无论从事哪种职业,“包括政治在内,必须从立信做起。”

     文章第三部分提倡公平,反对特权。傅斯年认为,公平的第一要义,是在法律和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如果“同罪异罚”,就会产生特权阶级。为此,他提醒那些胡闹的人:“中国社会不是全不讲公理的。……我是决不向胡闹的人妥协的。”

傅斯年是死在台大校长岗位上的。他死后,胡适予以很高评价,并特别提到这篇文章。胡适说:“他做台大校长的时候,就说过‘一个理想的大学,应该办平淡无奇的教育’。他有两句话,第一句是‘自己健康起来’。就是生活改善,加强功课,同时给以正当的娱乐。第二句是‘性品教育’。就是人品、人格的教育,就是‘对人对物能立其诚’、‘不扯谎’。”胡适指出:基于对实现现代化的殷切希望,这篇文章表达了“他从青年到晚年根本的认识”,因此“他晚年的思想,值得大家注意。”

 

11、检讨学校制度

 

        1950年年底,傅斯年先后在《中央日报》和《大陆杂志》发表两篇文章:《一个问题——中国的学校制度》和《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从时间上看,前者比后者早发表一个多月;从篇幅上看,前者有4000来字,后者有3万字左右;从内容上看,前者与后者的前两部分大致一样,或者说后者是前者的完善和补充。如上所述,傅斯年一直想写一本小册子,只因为太忙未能如愿。后来他为这本书取名为《大学理想》,觉得在写这本书之前,“有写一篇泛论中国学校制度的必要”,于是有这两篇文章问世。其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发达国家有识之士都会主动检讨是不是教育制度出了问题。这两篇文章是在国共两党战争已经基本结束之后写的,其反思历史教训之意图,是很明显的。

傅斯后首先回顾了学校制度的形成,指出中国教育学日本、学欧美。他发现,在学习过程中,“因为短处容易学”,因此就出现“学德国,先学其粗横;学法国,先学其颓唐;学英国,先学其架子;学美国,先学其花钱;学日本,先学其小气”等弊病。再加上这种学习不是用心模仿,而是随便抄袭,因此就形成目前这种“杂糅”的“莫名其妙”的制度。

     针对这种状况,傅斯年提出五项改革原则。

    第一,由于学校制度已经成了“变相科举”,因此应该改变现在“层层过渡的教育”,让每种学校都有一个明确的目的。

    第二,由于学校承袭了科举时代“制造游民的效能”,因此应该把这种“游民教育”,改为“能力教育”。傅斯年说:“所谓游民,有的是因为无能力而游,有的是因为‘不甘居下’而游。……所谓能力的训练,就是生产的训练,和文明社会必要的技术的训练”。

     第三,由于入学就是为了一张文凭,为了所谓资格,因此应该把这种“资格教育”改为求学教育和做人教育。

     第四,由于不公道是近代社会的动乱的根源,因此应该把目前学校实行的“阶级教育”改为“机会均等教育”。

     第五,由于大家对教育缺乏深入思考,因此“现在的学校颇有幻想成分,我们应当改为现实教育。”

在那篇3万字长文中,傅斯年不仅提出改革原则,还制定了一套改革方案。接着他指出:“读者读完我前半篇,或者觉得我是一个无保留的‘计划教育’者。果然如此,我必须声明,一定是我的文章不曾写好,所以引起这个误会。我以为计划教育万万不可做的太过,太过了,使得学校无自由发展的机会,学校是不会好的。计划与不计划,必须适中,然后收效最大,毛病最少。”随后,他论述了计划与自由、理想与现实、传统与改革、技能与通材、教堂与商场等问题。

    傅斯年说,所谓计划教育,固然有节约资源、目的明确等优点,但因为教育是有机体,有机体必须有自由发展的机会,否则不是流于形式,就是窒息生命。因此让学生能够享有自由发展的空间,是学校成功的最基本的原则。前不久,我在《学习时报》发表《教育的三个困境》,也提到计划教育的问题。文章说:

所谓“计划教育”,不过是借用“计划经济”的说法,因为它们都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产物。如今计划经济早已被否定,但计划教育却仍然大行其道。于是,在实行改革开放30年之后的今天,有关部门仍然要依靠统一招生、统一考试、统一大纲、统一教材、统一进度来管理教育,管理学校。这种“大一统”的计划管理体制不仅大大影响了各级各类学校独立自主办学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而且还很容易把学生培养成千人一面的标准化工具。另外,在这种体制下,考核中小学校的主要标准是升学率。为了追求升学率,中小学只能把单纯的知识训练放在首要位置,从而剥夺了学生的其他兴趣与“和谐发展”的机会。于是有人把学校比作炼丹炉,把学生比作“考试机器”。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近年来我们又大力提倡“素质教育”。但由于上述“大一统”的局面没有改变,所谓素质教育也很快成为一种筹码,陷入升学竞争的漩涡,从而进一步加重了青少年的负担。

    这种局面的形成,显然与管理者封闭落后的教育观念有关。他们以为,只要通过“大一统”的模式向学校和学生施加压力,就可以“多出人才,快出人才。”但是现代教育的奠基人杜威认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应该被动地接受一大堆知识,而应该懂得怎样从各种渠道汲取知识,并借助工具利用这些知识。基于这样的理念,他希望学校要成为引导学生认识社会的一个特殊环境,教师要以一个指导者的身份激发学生的兴趣,而不要控制他们的学习。如果学校总是让学生被动地接受教师的传授和教材的内容,什么事情也要被动地按照书本上的“标准答案”去做,那就会让学生养成盲从、呆板、不虚心、不诚实、缺乏负责心和判断力的习惯。其结果,很可能是一事当前,只知揣摩别人的想法,却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这对于专制社会是满意的,但是却不利于公民的培养,与民主社会的要求是格格不入。

这正如傅斯年所说:“人是不应成为木头人的。若一切教育都是为了技能,所造出的人将是些死板不能自己长进的机器,则不久以后,技能随时代进步,便要落伍了,人成废物了,所以‘通材’一个观念,在教育上是不与技术平等重视的。”看看傅斯年当年的说法,再回顾一下50多年来中国教育所走的计划教育和专才教育之路,不能不令人扼腕长叹。

 

      12、归骨于田横之岛

 

       19501220日,傅斯年出席了蒋梦麟召集的讨论农业教育的会议之后,又赶往台湾省议会厅,列席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那天回答议员质询的主角是台湾教育厅长陈雪屏,但是傅斯年出于对民主的尊重,也主动回答了议员们的问题。当议员郭国基质询有关台湾大学的两个问题时,傅斯年再次登台进行解释,并简单介绍了自己的办学原则和理想。傅斯年回答问题后,高血压病突然发作。当他面容苍白,步履缓慢地回到座位时,并没有引起人们注意。不久会议结束,副议长李万居下来与傅握手时才发现他手指冰凉,已经不行了。傅斯年病危的消息传出,使台湾各界人士深感震惊。蒋介石闻讯后,立即指示陈诚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抢救,并要求半个小时向他汇报一次。尽管如此,傅斯年还是于当晚1123分逝世。

据说事情发生后,李万居副议长曾向新闻记者宣布,傅校长于20日夜间“弃世”。由于口音问题,有记者把“弃世”听成“气死”。于是传出傅斯年在省议会被议员郭国基气死的消息。第二天上午,台湾大学二百多名学生手持“痛失良师”标语,到省参议会请愿,要求郭国基说明情况。郭见势不妙,从后门溜走。在人越聚越多的情况下,直到李万居和台湾省教育厅长陈雪屏出面解释、警察前来维持秩序,再加上台湾大学误导长赶来劝导,学生才撤回学校。

     傅斯年其实是累死的。如前所述,傅斯年出任台大校长时,美国医生就有不能过分劳累、千万不能担任行政工作的嘱咐。但是上任后,却总是校务缠身,不能有片刻安宁。傅斯年曾不止一次对人说,台湾大学校长工作之繁忙,一般人是想象不到的。校长的职业是不可羡慕的。就在去世前几天,他还对朱家骅说:“你把我害了,台大的事真是多,我吃不消,恐我的命欲断送在台大了。”当时朱以为他只是感觉辛苦而出此话,没想到很快竟成无法补偿的谶语。

    傅斯年逝世的噩耗传来后,台湾大学许多师生泣不成声,大家沉浸在悲痛之中。为了悼念校长,该校决定停课一天,并下半旗致哀。1231日,傅斯年追悼会在台湾大学法学院礼堂举行,蒋介石亲临追悼会致祭,参加者五千余人。台大师生挽联曰:“早开风气,是一代宗师,吾道非欤?浮海说三千弟子;忍看铭旌,正满天云物,斯人去也,哀鸿况百万苍生。”此外,蒋梦麟用“学府痛师道,举国惜大才”的挽联表示哀悼;罗家伦用“纵横天岸马,俊逸人中龙”的诗句表示钦佩;朱家骅则在文章中写道:“孟真为人,磊落轩昂,自负才气,不可一世。执笔为文,雄辞宏辩,如骏马之奔腾,箕踞放谈,怪巧瑰琦,常目空天下士。因此,有人目他为狂,也有人说他是狷。狂也好,狷也好,正是他过人之处。唯其狂,所以富于情感,笃于友谊。唯其狷,所以办事能坚持主张,确守职责,为要贯彻他的主张,完成他的职责,他常常能力排群议,独行其是。”

     傅斯年去世前,曾为朋友题写过“归骨于田横之岛”的横幅,这也表达了他献身于台湾教育事业的决心。为了纪念傅斯年校长,台湾大学特地在实验植物园建造一座罗马式纪念亭,亭中砌长方形墓一座,墓前立有无字碑,修有喷水池。园中有兵工署捐赠的一口纪念钟,上面铸着“敦品、力学、爱国、爱人”八个大字。19511220日是傅斯年逝世一周年祭日,台湾大学新任校长钱思亮主持仪式,将傅斯年的骨灰安葬在纪念亭的大理石墓中。从此,人们把这个地方称为“傅园”,把那口纪念钟称为“傅钟”。每当傅钟响起的时候,总会激起大家的怀念,鞭策着人们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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