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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3/20 22:42:49 | 【走近费老】费孝通先生在世纪初的期盼

 
费孝通先生在世纪初的期盼
作者:潘乃谷 来源:《永远的怀念》

费孝通先生作为社会学学科重建的带头人和组织者,自1978年就全身心地投入了这项工作,他对这一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始终十分重视,直到晚年,他仍时时挂念着社会学的学科建设问题。

2000年年初,费先生在历时两年完成的《补课札记——重温派克社会学》一文中表达了自己的心境。他说:

写这本《补课札记》时还有一段衷曲在我心头,那就是我这一生也许最后还可能完不成的一个自己承诺的任务。“重建中国社会学”这件事的来由我不必在此多说,我之所以要补习社会学的实际原因,是我总觉得我这一生有一桩事还没有好好交代,那就是我答应带头在中国重建社会学这门学科。这是20年前的旧事。实际上,即使我再有20年,这个诺言还是难于实践。同时我届时还会感到不甘心。

为了在中国重建社会学我已花费了20年,没有如愿实现。我只能怪自己能力不足,因而还想通过补课再补足一些,再补课时心里也总是系念着这桩心事。如果有人愿意读这些札记,希望也能理解我这番心情。

可以说费先生在那20多年的时间里,在各种场合并利用各种机会不断地提出他对学科建设的想法和意见,他特别希望中国社会学的年轻一代能够逐步建立起明确的“学科意识”,并克服现实社会和研究工作中的种种困难,把社会学研究这一事业继续下去。

1996年在纪念费先生学术活动60周年之际,笔者曾以“但开风气不为师”为题,对费先生的学科建设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访谈。费先生在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说:“从80年代到90年代为止的这一段是我意外得到的‘第二次学术生命’。”历经劫难之后,他非常珍视这“第二次学术生命”,从80年代初直至90年代的长时期内,他循着“志在富民”的人生目标和坚持实地观察的研究方法,在全国各地的城镇、农村和牧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对于这一时期里他的工作主题,可用“行行重行行”这几个字来概括,这也是他后来出版文集的书名。

1999年在学科重建20年之际,笔者又协助费先生整理了《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费先生比较系统地谈到自己在重建社会学和人类学学科方面的基本思路,以及在重建工作开展20年之后,他个人的一些体会。

1998年费先生相继从民盟中央主席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职务上退下来,此后他多次讲到以后不会再兼社会上的职务,将全力以赴以学术工作为主。此后直至他的生命结束,费先生这个时期的学术活动可以比做他的“第三次学术生命”。对于费先生这一段的学术工作的主题,可以用“反思、补课、文化自觉”来概括,我曾编写过《费孝通先生的第三次学术生命》一文加以介绍,并专门搜集了他有关“补课”的论述,编写了《费孝通教授谈补课》等文章。从这些文章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费先生在这些年里的学术活动和历次讲话的核心内容,一直都紧紧围绕着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建设这一主题。

因此在费先生百年诞辰即将到来之际,我整理了21世纪初费先生在最后4年里反复强调的一些有关学科建设方面的问题和他对一些研究专题的论述,其中有些论述已整理成文,发表在费先生文集的最后两卷或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所的“工作论文”系列里,有些则来自笔者与费先生谈话或参加费先生和其他学者谈话时所做的笔记。特别是这些尚未公开发表的工作笔记,记述了费先生在最后几年里对学科建设和社会学研究所想到的一些重要思路,同时也表达出他对年轻一代学者的殷切期盼。笔者在这里把费先生的这些论述介绍给读者,也是希望青年一代能够通过阅读费先生的这些论述更好地了解老一辈学者的学术理想,并为继承他们的事业而不懈努力。

老来还是要向前看 望后继有人

2003年费先生相继到南京、上海、黑龙江、山西、甘肃、广州等地考察或参加会议,10月1日回京,5日感到身体有些不适,在家中休息。10月中旬,他在病中口述写下了《老来还要再向前看》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这样写道:

我10月1日才从广东回京,感到这次收获很大,本打算9日再去杭州开个会,但5日开始身体不适,没有去成。病中不能看书和写字,讲话也不方便,但脑筋没有受影响,想了不少问题。这几天好点了,边说边写,让潘乃谷记录下来,有机会希望向校领导汇报一下,也和研究中心的同仁们交换一下意见。

首先,说说我最近一直关心和思考那几个方面的问题:(1)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大问题,(2)中国的经济区域发展的形势,(3)中国文化的复兴和中西文化的交融,(4)社会学的发展,(5)人类学的发展,(6)整理我一生的学术思路。

其次,我近来把自己的思路理出了一个框架,把自己多年来研究的一条具体路线打通了,从“江村经济”——“行行重行行”——“文化自觉”——“区域经济”直到“天下大同”,就方向、方法、目标和步骤都比较清楚了。这不是随意想出来或写出来的,是随着我所生活的这个时代里近100年的变化发展,从实求知所得。人的思想很难超出这个时代的实践,我们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历史的经历中总结出一个框架,研究出一个发展的格局。它是一个历史的说明,说得对不对,还得看事实的发展。今后还会有曲折,可能情况更复杂,不是我所能看到的。所以说我的思想和看法,要靠研究去落实,要扎扎实实一个个地方或一个个问题去做,我希望它们能实现,如果能成功的话,我是很高兴的。我想我应该做得更好一点,但是没有做到,主要还是自己不够努力,不够认真,得之于社会的多,还给社会的少了。回过头来谈谈去广东的收获。CEPA即内地和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非常重要,它把我的思想总合起来后,再向前看出去,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很高兴在自己学术生命告一段落时,你们能看到一个比较清楚的轮廓。

今年是我的《小城镇 大问题》发表20周年,我先后写了两篇文章,一是《家乡小城镇大发展的20年》,二是《发展如蜕变,说城镇和区域经济》,后一文中谈到“珠江模式”的蜕变,它从借船出口到造船出口是一个很大的步骤,尤其是深圳的发展,为珠江三角洲其他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榜样。但问题是香港如何巩固自己的地位,这是一个大问题。说得远一点,是“一国两制”的前途问题。

从长远看,香港必须同大陆之间加强联系,加强融合。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告诉我,他们紧紧抓住CEPA的机遇,正全面推进包括粤港澳在内的“大珠三角”的区域合作,目前正着手研究和推动“泛珠三角”经济区的形成和发展,拓展广东发展的战略腹地。下一步,他们将着手推动“9+2”计划,即在目前“泛珠三角”九省区的基础上,把香港和澳门纳入进来,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九省包括广东、福建、江西、广西、海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可以说是南中国经济区域问题了。

这个格局看来用的是“前店后厂”的原则,利用香港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结合内地的腹地,这是一个总的思路,也是CEPA协议大方针的根据和落实。“9+2”计划并不容易,一方面需要和香港接得上,另一方面香港要成为真正的龙头,继续发挥它在世界和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为一个经济统一体,可能不是问题。那么从政治方面来看,我想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大国策,是“一国两制”的续篇,这里不但包括台湾问题,也与深化内地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关,是一篇大文章。广东省已感到担子很重,改革开放初期广东靠香港带动,现在在“9+2”的格局中,需一头推进香港,另一头拉动内地8省,其中既有竞争,也有互补。其结果如何,虽可分析和试加推断,但最终还是要跟上发展去看,再有10年,20年,甚至50年,我虽然看不了这么远了,但能看到方向和目标也很幸运,自然希望年轻一代跟上发展去观察去研究,即从实践中看全球化中的经济局面和“一国两制”的导向。

另外,炎黄文化研究会为了准备明年在澳门召开的年会,今年8月我们到山西开了一个会,提出了中西文化的“会”和“汇”问题。由此把自己近些年来关于这方面的看法整理了一下。若就中国文化发展过程看,从秦汉——宋明——民国和人民共和国,在清代中西文化中有一个“会”的阶段,而现在则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已经不只是“会”的问题,有碰撞,也有汇合,总要走向交融时期。问题是在这个世界形成共同体的过程中,我们中华文化起到什么作用,能做出什么贡献呢?我认为中华文化可以提供一个道义的基础,从文化自觉到文化交汇,以经济为先导,形成一个有道义基础的世界共同体。我感到社会学和人类学有很多工作可做,大有用武之地,至少过去我们在社会秩序、文化自觉方面的研究都很不够。

由此我也常常想到社会学学科和人类学学科随着时代的发展,进一步应如何做的问题。关于对社会学的想法,去年下半年我整理了《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发表在今年《北京大学学报》第3期上,《新华文摘》第9期也转载了。其中一些基本想法与上面谈到的问题是联系着的。人类学学科的发展也有同样的问题,需要拓宽思路,不要拘泥于传统或外国的框框,我准备有机会再谈谈自己的看法。听说现在各地社会学专业上得很多很快,师资队伍跟不上了,我们要警惕把学问做“虚”做“浮”了。北大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要认真建设好基本课程和教材,给学生把基础打结实,同时提倡打开思路,从实求知,跟上社会发展去观察研究问题。

我很希望北大研究中心有机会组织讨论一下上述问题。也希望得到学校领导和有关业务部门的关心和指导。

在以上的论述中,费先生全面而又概括地表达了自己心中所思所想,特别提出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学和人类学学科进一步应如何去做的一些具体问题。

2003年11月至2004年8月期间,在南京、上海和北京相继召开了4次与费先生密切相关的学术会议,费先生开始时都准备参加这些会议,但临近会期却因身体不适而未能亲自出席,最后提交了书面讲话或论文。这些讲话或论文表达了他的观点和对与会者的期望。

2003年11月3日和12月7日在南京和北京分别召开了纪念《小城镇 大问题》发表20周年座谈会。他在给南京座谈会的信中关于思路框架是这样写的:

“江村经济”——“行行重行行”——“文化自觉”——“区域经济”直到“天下大同”,其中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一条具体路线,即江村——小城镇——中等城市——大中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有如“长三角”、“珠三角”等。

……我瞩望两个“三角”能成为中华经济腾飞的两巨轮,促成全球经济的一体化。

费先生在给北京座谈会的书面讲话中指出:

这个课题还可以进一步向“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方向去研究和发展。我们从小城镇开头只不过提出了一个问题,但绝不能停留在这一个问题上,必须紧跟事实的发展,不断向前走,把这个发展过程分析出来,记录下来。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我年纪大了,力量不够了。希望通过这个纪念活动,能促进今后的研究工作不断深入下去。

2003年11月10日在上海召开了第八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这个研讨会是1981年费先生与港台社会学学者共同创意举办的,现已历时20年,2003年是第八届。他给会议提交了题为《文化的历史性与社会性》的论文,并在给会议的信中说:

两岸三地的学者在一起,用中国话讨论中国人自己的事情,文化上的交流是政治上统一的一个步骤。20年后的今天政治上有了很大的变化,香港回归了,大陆更加开放,台湾统一的希望越来越近,文化和学术交流的机会更加频繁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个美好的全球共同体一定会出现,而且中国文化在这新机构中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了迎接这个新局面,中国各地有关学者都要加强交流合作,希望年轻一代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2004年8月北京大学主办的第一届“北京论坛”上,费先生提交了题为《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的书面发言,他在文中提到:

作为人类学社会学工作者,我们应该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不带任何偏见地深入研究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同时也应该下工夫研究其他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以扩展我们的视野,增强我们的想象力和创新能力,为当今世界经济迅速“全球化”的同时,建设一个“和而不同”的美好社会贡献力量。

费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已为世人尽知,这是他提出的每个民族应当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化、如何对待他人的文化,如何在相互欣赏和相互学习中化解分歧、消除矛盾,并最终促成一个和谐世界的文化纲领。现在“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已经是可以看得见的进程了,不同文化之间如何和谐相处就成为一个新的重要主题,费先生关于“美美与共”的“跨文化交流”思路将给人们带来重要启示。

学科尚未成功 抓紧培养队伍

2002年在庆祝北大社会学系建系20周年的大会上,费先生在会前准备了长篇讲话文稿。他在这篇文章中说:

社会学科重建20年之后,我曾回顾和反省走过的历程,因为“速成”的后果,这个学科的队伍虽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力量还是比较薄弱的,基础不够扎实,水平也参差不齐,总体来说都需要“补课”,需要“再加工”。要想建成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社会学科,培养人才特别是重视学术骨干的培养还是第一位的工作。

……我从青年时代选择了社会学和人类学这门学问,把了解认识中国社会作为自己的使命,把实现“志在富民”的愿望作为我一生追求的目标,因之这门学科的建设和人才的培养成了我一生中一项主要的天职。

……

21世纪高等学校在培养目标方面要强调培养能够理解和研究人文世界的人才。中国是一个充分认识到上有祖宗,下有子孙的社会,个人生命只是长河中的一滴水,一个人的生命总是要结束的,但同时长出一个不死和不朽的东西,那就是人们共同创造的人文世界,而且这个人文世界是经久而不断发展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就是要研究这个历史上不断发展的人文世界。

社会学所研究的是人在集体中如何生活,社会文化人类学就是研究人在集体生活中创造的文化。文化在哪里?就在生活在集体里的人的行为和意识中,文化是代代相传的,是有子有孙的,它凭靠一个个的人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表现、改变和发展着,日新月异。我们作为中国人应当有意识地深入到中国人的人文世界中去,深入到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去,认识自己文化的历史传统和现在的发展。我们需要懂得世界上各国、各地区的社会与文化为什么彼此存在着不同之处,抓住了不同层面的比较研究,我们才能够谈得到“文化自觉”。

……这个时代的要求很高,对各个学科提出了比以往更高的要求,我们这个学科能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最后是要接受历史的检验的。因此我特别希望社会学人类学的年轻一代学者能在理性上把握得住这个关键时刻。

我一生中经过了“三级跳”,先是从“乡土社会时代”跳到“工业时代”,但在工业化时代尚未坐稳之时,信息时代已经来临。我所做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在调查和研究中国社会的“第一跳”,再继续下去调查与研究这“第二跳”,我受生命的限制恐怕没有条件了,而你们要去“跳”,要去研究中国社会当前与未来的发展。我们的社会变迁之巨大和迅速,社会学者紧跟时代的步伐变得很不容易,你们这一代人面临的困难更大、任务更重,但不能不跟上去,否则是要被淘汰的。我指的是我们人类要适应这种变化,就要能够解释这种变化,知道如何变化和将要走到什么地方去,这应当是社会学和人类学学者的任务和责任。

费先生在北大举办系庆庆祝会的即席讲话中说:

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还尚未成熟,社会学的许多重要概念也没有建立起来,现在需要大家一起发奋努力,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中,希望大家深入进去认识和总结,重要的是要思考,要动脑筋想问题,看实际生活,并从中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我们这一代人基础打得不够,没有能把学科建成,非常抱歉。当然外国也一样,西方的社会学也存在很多问题,从“9·11”事件就暴露出这方面的问题,研究太少了,大家都在问为什么会是这样,今后会怎么样,现在还没有科学论据的答案来答复这方面的问题。

2000年费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建所20周年庆祝会讲话中谈到:

从社会学恢复第一天起,我就开始补课,从头补起,从什么是社会学补起,补了一点,将来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希望还要补下去,尽力去补吧。其实大家也应该补这一课。我们的基础不好,我们从外国引进了这门学科,并没在中国生根。……因为社会学要研究自己的中国社会,我们对中国社会还不认识,历史这么长,人又这么多,理解中国人的生活,要费很大劲,不是一两个人可以做得到的。我们要大批人来做这件事。现在刚刚开头,这是一门刚刚开始还没有长成的一个学科。

我们现在开始要把中国社会讲清楚,我叫“文化自觉”。我的看法,社会是文化的一部分,一个人是生物体,生物体是要死的,可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社会是继往开来,它是不断的。现在我们每个人的任务就是继往开来,把以前集体创造的东西继续传下去,我们就是中间的接力棒。

我认为现在我们的社会学才刚刚开始,要建立中国的社会学,中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要能讲出中国的特点是什么。……当前四个现代化还没有完成,我们还在初级阶段。初级阶段迈进一步之后,要先看到前面的变化,这一点我们这代人一定要做好。

我们这个没有完成的学科,在发展中的学科,要发展起来,还要请大家努力,要不脱离实际。我们的学科不是一个空想的学问,是科学,科学是从实际里边出来的,“从实求知”,从实际里面得到知识,把知识总结出来。

自社会学开始重建工作后,费先生出访了许多国家,会见过去的师友,了解国外的社会学发展情况。他深刻地感受到1952年社会学学科的取消和中断给中国大陆的这个学科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一是在此期间国外社会学同行们在不断前进,中国社会学的研究工作与国际学界出现了不可避免的脱节与滞后;二是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后走的是与其他任何国家都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其他国家的研究经验和相应理论未必能够解释和用来分析中国社会,所以他一是强调要“补课”,要关注国外同行的进展,二是强调必须重视中国的国情,要关注研究中国社会的“特点”。

在此期间,费先生分别与北京大学领导,社会学所的教师、研究人员或学生有过多次谈话,在这些谈话中,他都一再强调建立“学科意识”问题。现简略摘录数例,可以从中体会到他在中国大陆重建社会学科所面临的社会条件和历史任务。

“文革”后有些不好的风气还没有得到改变,影响学科上路子、打个好基础。有些人是要学科为他服务,而不是他为建设学科而服务。

现在学术风气尚未扎根,缺乏“学科意识”,中国社会科学百年来一直没成熟。现在成长的人和我们不一样,理想和奔头不同了,中青年问题要有人好好研究。这说明中国人究竟如何做人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现在提出“文化自觉”就是要解决自己认识自己的问题。

社会学在发展中,没有成熟,没有完整的一套方法。研究“人”没有突破,尚无一套科学的方法研究这个问题。

重建社会学底子不深,实力不够,要抓好教学和科研结合,系所的结合,密切结合中国实际。必须培养一批人,学科才能稳。

进入信息时代,国力要有经济基础,学术也要有基础。我们底子差,实力不行。需要靠大学培养人,社会学要做,不是只卖洋货,要建设学科,有学科意识,把方向搞清楚。用外国框框,要中国的实质,框框是21世纪世界文明,加入中国的东西……要抓住文化如何适应经济一体化这个问题。

社会学刚刚开始,人要懂得自己怎么生活,全世界也才开始。社会学是不断创新的学科,21世纪不容易进,新时代将带来什么样的变化,需要你们去研究,并且把它讲清楚,要不断创新,思想不能停,紧紧地跟上这个时代。

费先生以非常敏锐的观察力,认识到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看到社会学在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中所能够发挥出来的重要作用,但是作为一个90岁的老人,他感到自己对此已有心无力。也正是如此,他对社会学的年轻一代寄予厚望。他一再强调社会学的“队伍建设”,提出“必须培养一批人,学科才能稳”,这些观点,对于我们今后的学科建设仍然是有深刻含义的。

紧跟时代步伐 开阔思路

中国与世界步入21世纪后,中国外部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党中央的大力推动下进一步深化,经济所有制的多元化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特征,同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为中国的国有和民营企业提供了宽广的发展空间。在这样一个发展形势下,各地的经济发展模式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许多社会问题,也成为社会学这一学科必须面对和加以研究的新的专题领域。出生于清末经历了民国和人民共和国重要历史时期的费先生,对于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有着特别深刻的感触,他同时也指出,时代的发展对社会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而通过对这些新现象、新专题的研究提出对中国发展道路特点的理论总结,应当是社会学这个学科的历史责任。

2000年7月4日费孝通先生在《高校经典教材译丛·社会学》首发式暨研讨会上讲:

我们的社会学学科还在创建中,我们要了解自己的定位,这个学科在成长,尚不成熟。我们要培养出一批高水平的教师,高水平的学术带头人才行。现在人还不够,队伍还不成熟,要真正成熟起来,关键还在于赶上时代的步伐,深入社会实际,加强研究,在教学和研究、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成长。当前,无论世界还是我国的社会发展变迁都十分迅速。用形象化的比喻来说,我一生经过了三级跳:从乡土时代到工业化(机械化)时代,现在工业化尚未完全完成,信息时代已经来了。我做过的一些研究,写的一些文章,主要是在第一跳的时候。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有过不少挫折,我研究过小城镇问题、中等城市问题,后来又进入了区域发展的研究。但当跳到信息时代的时候,我已经没有条件研究了。而你们要去跳,要去研究。工业化这一段发展很快,信息化表现为电子化甚至光子化,会更快一些,因此,我国的社会变迁之巨大和迅速让社会学家紧跟上时代的步伐很不容易。你们这一代比我们的难处更大,任务更重,但不能不跟上去,否则是要被淘汰的。我指的是我们人类要适应这种变化,就要能解释这种变化,知道它如何变化和走到哪里去,这应该是社会学者的任务和责任。

2000年7月19日费先生在“21世纪人类的生存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说:

……10年前,……我开始探讨21世纪将是什么样的世界,提出了21世纪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各种不同文化的人,也就是怀着不同价值观念的人,怎样在这个经济和文化上越来越息息相关的世界上和平共处?人类在21世纪怎样才能和平地一起住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我还指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在精神文化领域里需要建立起一套促进相互理解、宽容和共存的体系,我称这个体系为“跨文化交流”(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跨文化交流”牵涉到人对人、人对社会、人对自然的基本关系,而与文化的自觉和文化的相互尊重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此后,在一系列的论述中,我提出了一个“文化自觉”的看法,以表达当前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反应。“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并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空想,它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且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同时,“文化自觉”指的又是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在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的基础上,了解其他文化及其与自身文化的关系。……我曾展望人类学的前景,提出人类学要为文化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做出贡献,这里特别意味着人类学应当探讨怎样才能实现文化的自我认识、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和并存及“天下大同”的途径,这正是我提出“文化自觉”看法的背景的追求。

2003年11月10日费先生在第八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的发言中说:

在新的世纪里,许多切合实际的问题提出来了,但是需要更多的人关注和研究。我希望新的一代人能继续接好接力棒,这不是一代人的事情,而是需要两三代人的努力。从孔子到秦汉以来,我们忘了“物”,从清末开始,却逐步出现“见物不见人”的趋势。在21世纪里,时代需要一种重视人与物结合的人文思想。在过去的10年里,我花了一些精力来思考这个问题,提出了一点一己之见,在这里再次提出,希望得到大家的讨论。

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在今后二三十年要面对一个新的时代。在全世界范围,尊重人文社会科学的成就和科学地位,对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研究成果及影响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的考察成为潮流。这些年来,一系列世界性的事件表明,自然科学如何服务于人类,这个问题需要人文科学家的思考。并不是说我们不要自然科学,我的意思无非是说,在21世纪里,那种曾经产生广泛影响的、西方中心的“天人对立论”,有必要也有可能得到纠正,而在这个反思的过程中,中国文化的研究者也要承担起自己的新责任。

2002年6月29日费先生在天津参加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班毕业20周年的讲话中说:

现在世界在发生大的变动,面临原来很少遇到的问题,有如人类发明语言文字后的大变化,即人与人在“信息”间的关系的变化,这种流通方式,要互相懂得,心心相印,相互取得共同的认识。共同认识的表象、象征如何,社会要懂,有认同,才能成为共同体。

我在补课时把概论重新念了,写了补课札记,可看《师承、补课、治学》一书,讲派克老师如何成为社会学家,美国社会学如何发展起来,派克摸索社会学的科学化,研究人同人的关系问题,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事。美国对人与自然界的物的科学认识要早一步,物理、化学、生物科学,尤其是生物科学很发达,而人类学与社会学分不开,要研究人,再研究社会,再研究文化,文化的问题是在人如何相处中发生出来的。真正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发展是在今后二三十年。从全世界讲,不光是中国,把人作为科学对象来研究才刚刚开始。“9·11”的教训,说明了自然科学如何服务于人类,要配合社会科学。太空战争的苗头已出现,那是自然科学发展不配合人文科学的必然结果,并不是我们不要自然科学。

西方是不注意历史的,中国注重历史,重历史是我们文化的基本特点,对历史要有特殊的感觉。我几次到美国,初访,再访到访美掠影。现在已是21世纪,世界文化碰到了融合问题,不同的文化要碰头了,好的话世界会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坏的话可以毁灭人类。要避免太空战争,发展自然科学为人类服务,一定要发展人文社会科学。

中国文化注意人与人的关系,说人伦、人的道德、三不朽。人作为生物体是要死的,但有一个不朽的是文化,它能传下去,所谓立德、立言、立行。五四运动后,西方文化进来,重视了自然科学的发展,现在信息时代,自然科学有了重大的发展,生命科学发展很快,必须配合人文科学的发展。中国文化从古到今注意人文,要恢复这种文化精神,人与人关系的精神,搞科学化的社会学。但是派克老师认为社会学不科学,只见生物人,需要看人的精神,做精神方面的研究,人类学更是这样。要文化自觉,从何而来,如何变的,特点是什么,与西方有什么不同,要有自知之明,不了解中国文化行吗?社会学人类学都要补充这个不足。没有五四运动不行,但要看到后来发展的不足,光有赛先生不行,要看到21世纪的要求。

我希望新的一批人才能继续接好接力棒,这不是一代人的事,需要两代、三代。

时代的发展召唤社会学的新生,从改革开放中获得新生的社会学学科需要补充新鲜血液,如何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发展好社会学这一学科,确实不只是一代人的事,需要两代、三代甚至更长的时间,一个学科可以“挥之即去”,却不能“招之即来”。费先生期待着他手里的这个学术接力棒能够在年轻一代学者的手中,不断地传递下去。

学习中国文化 中西文化的会与汇

费先生自1997年提出“文化自觉”的看法后,一直在思考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和中西文化比较等问题,他关注着社会发展变迁中,不同文化的接触、转型和融合。他认为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多元文化的人类如何相处是社会学人类学者必须研究的大问题。

在2000年春写完《补课札记》后,到2001年夏他又发表了《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对文化的思考》等多篇论文,并进一步思考人与自然、人与文化以及中国文化的特点等问题。

2002年6月27日口述了他的一些看法:

我一直在想中国文化的特点,“文化自觉”就要抓住自己文化的特点,这是今后文化研究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在文化接触后就出现了,正是在清朝末年中国与西方文化接触后明显地提了出来。

中国地大、人多,地域在海和山中间,有辽阔的平原,从早期的渔猎社会发展到农业社会,乡土性浓厚。我去看过河姆渡,代表长江三角洲文化,有7000多年的历史,浙江的良渚文化也有5000多年的历史,看来已相当发展,特点是农业为主,耕种已用犁,有稻谷,会纺织。考古证明这是有一定经济基础、已定居的乡土性的农业文化,衣食住行基本条件都有了。这也说明它的自然条件、地理、气候等等都适宜农业文明。

中国社会文化的历史性,由于经济基础稳定,以农业为主,自给自足,生活方式也自有一套,变化不大,延续了几千年,多少代人。

从精神方面看,自孔子时代起,倡导人文关怀,不关心死后冤魂归属,而关心现世生活。

注意历史性,要从亲属制度说起,中国是一个有祖宗和有子孙的社会,个人自己是上下联系的一环。我在写《生育制度》时就想把这个问题继续写下去,但因为“李闻事件”中断了,没有写完,没有了结,所以想接着写完它。

中国的特点是有子孙和祖宗的文化,自己是中间的联系体,中国不需要宗教。人到了年纪,生命是时间里的一个过客,在时间和空间中有一段个人的生命,但非个人。人的生活有两个方面,一是一个生物体,另一个与文化有关系的三不朽,所谓立德、立言、立行。文化是个人造的,即为人而人为,这个人不是生物体,没人就没有文化。人生在一个集体中,一个社会机构中,一个文化结构中,有一套文化,使存在的生物体,从一个生物人变成社会人。进入社会,接受一套文化体系,靠学而时习之,模仿,不满足就要创造,个人创造了为社会接受后,改变为共同的东西,就离开了一个人,而社会群体是不朽的。

人生出来就在社会中,人要共同生活,人同人相互认识,要心心相印,共同认识产生在共同接触中,如前面的文化内容不能适应客观的变动,客观在变,就要出现新的东西,文化是变的,从人同人的接触中出来,不可能永远复制上一代的。基因不变,生物体可以复制,但社会体不能复制,而会有所创造,这个创造就是文化,即个人创造为社会所接受,为大家认同,形成共识,才有了文化的流动、扩大,所以文化有变化、有创造性。这是一个基本的认识,即人——社会——文化或个人(生物体)——群体——共识(包括语言、意义、反映)。

进一步讲文化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学习在个人,由个人发明,所以个人是文化的载体,但也是一个变体,不过不能跳出肉体,他有一个神经系统,而个人与个人之间可以有心灵的沟通,史禄国当时为什么安排我的学习从体质人类学进一步到语言人类学,语言即人与人的沟通,因此一个人(生物体)——群体——心灵相通的社会体,就有了文化,满足了个人,为个人采用,这就不是体质人类学,而是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的问题。

中国承认这个东西,文化作为一个环节,它本身要维持,也要创新,也是一种差序格局。人不会同时死,是先后参差不齐的,活着与死去的有共同的文化联系,立德、立言、立行非个人的但又是个人做的,文化体和社会体是不朽的,社会不接受的,就留不下来。沟通、传播靠语言,进而文字、语言也有规律,忘记了可以破译出来,文化可以复兴,可以再来。文化有客观的载体,不随人而死,有了考古学,它可以再现和复兴,所有符号、象征和意义,是可以找出来的。

这可不可以说是理论上的突破。生物——心理(灵)——语言——文化,个人不能离开生物体,不能靠死了的生物体,要靠继替的机制,就是我在《生育制度》中讲的社会继替,生物的生殖和社会继替的关系。

能否把这方面落实到中国文化特色来讲讲清楚,呼吁对它的了解和重视。

文化是个人和社会的结合、继承与创新的结合。个人作为分子才能创新。

文化有自己的历史,本身有继承性,它不等于生物的继承性,有着自己的发展规律,体现了民族精神、国魂等等,中国强调一个历史,其他民族没有这么强调,这个统一体就在中国文化中,西方文化就不如我们,而我们就没有上帝的宗教,中国是靠人文关怀,是文化的关怀,有特点、有个性,也有自己的规律。天人合一是一个综合的一体,主客合起来了。中国文化从中而来,上有祖宗下有子孙的一个文化流,祖宗不是指生物体的生殖,而是文化的继替。

可以看到三条线:(1)生物体的。(2)社会的。(3)文化的,文化体,认同的团体,一个人文关怀的认同体。

文化有不同层次,有初级的、高级的,如艺术的欣赏,那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懂的,很多人进入不了高层次的文化,有理解力的不同,可以说是人人可有,但非人人都有。我在《补课札记》中说派克与汤姆斯见面谈话有豁然贯通之感,中国人讲教育是要理解人的这种力量,中国在这方面花了很多工夫,懂中国文化要懂这些。所谓心灵的会通,人要找到知己。而西方是在人与物上下了工夫,科学技术发达了。

要强调生物的绵延、文化的变化和发展,群体中个人的文化创造,但不否定生物基础。即生物层个人——社会单位——文化历史性社会基础——一个圈子中的文化,有个性、有家庭性,不与个人对立,在生物基础上发展,是有层次的发展。

也可以说这些是从“文化自觉”中想到的问题。

2003年8月16日费先生又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年会上生动地讲述了中西文化的会与汇问题。他说:

从历史发展来看,中西文化真正会面不早于明朝,但直到乾隆皇帝时,中国还是只认自己,不承认西方,我们炎黄文化是天下第一,以后不行了,两种文化会面有不同深度的接触,产生了不同的效果。

现在我们处在什么地方,对世界文化总的看法是什么?现在讲全球化,西方人要来开化我们,搞文化中心主义,我们反对。炎黄文化自以为是世界文化中心的时代也过去了,现在要讲全球一体化,不光是接触见面,还要汇合交流,水要合流,这个看法同过去的文化中心主义的看法不同了。美国并不承认全球化,它是霸权主义,是不承认祖先的,欧美也有分歧。

这个世界很有意思,一面是会合,一面是分化,分分合合,以汇为主。要汇到一起,现在还没到时候,不过见了面需要共处,就有高低问题,就有互相接受的问题。从会到汇有一个过程,要向前看,采取积极的态度,去接受好的,我们主张多元,不主张霸权。要以批判态度对待西方文化,也以批判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这就是创新的态度。“会”碰碰面就过去了,谈不到创新,见面后,大家要有相互批判的态度,一同走一条汇的道路。

创新是批判的结果,保留好的,还要不断发展,用发展的观点来看历史。历史在我们创造之中,看我们站在什么地方,落后了也不好,超前了也不好,实在是不容易的,但我们总要对得起子孙才好。

2002年至2003年年底费先生发挥并丰富了上述看法,发表了《文化论中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等文章,他特别指出:

我们真要懂得中国文化的特点,并能与西方文化做比较,必须回到历史研究里边去,下大工夫,把上一代学者已有的成就继承下来,切实做到把中国文化里边好的东西提炼出来,应用到现实中去。在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触、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把我们文化中好的东西讲清楚使其变成世界性的东西,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这个任务是十分艰巨的,现在能够做这件事的学者队伍还需要培养,从现在起在几十年里培养这样一批人是当前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务之急是要在我们的知识界造成一种良好的风气,补上“放眼世界”这一课,关注世界大潮流的发展变化。我自己年纪大了,实际上不能进一步去观察,也没有条件深入研究了。但我认为经济全球化后文化接触中的大波动必然会到来,迟早要发生的,我们要有准备地迎接这场世界性文化大论争。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承认我们中国文化里边有好东西,进一步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我们的历史,以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另一方面要了解和认识这世界上其他人的文化,学会解决处理文化接触的问题,为全人类的明天作出贡献。

现在经济工作是全国各项工作的重点,“发展是硬道理”,各行各业都对经济工作和经济发展规律的研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这是中国摆脱贫困面貌所必须进行的工作。但是,一个国家的发展、一个民族的成长不能只靠物质财富的积累,如果我们不重视对本民族传统的继承发扬,不懂得如何认识和处理在国内和国际交往中发生的“文化接触”问题,不能在“跨文化交流”中吸取其他民族的文化营养来丰富自己,不能客观和全面地看待本国的传统文化,那么就会陷于或者“崇洋媚外”并盲目效仿外国文化,或者“妄自尊大”并盲目“排外”这两个极端。费先生在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的历史阶段,敏锐地提出要关注文化问题,要关注“跨文化交流”问题,是非常有远见的。

社会学的下一步 人类学要有新发展

我曾在《费孝通先生的“第三次学术生命”》一文中谈到他这一时期的工作主题是“反思、补课和文化自觉”,其内容始终紧紧围绕学科建设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并专门选录了1998年10月3日费先生在听取了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关于学科建设讨论会的汇报后的讲话,有关学科建设发展的目标方向、对补课的要求、研究所今后的发展,以及社会学人类学的关系、教学科研的关系都谈得十分明确具体。1999年正值学科重建20周年,他又对社会学与人类学的重建经过作了全面的回顾,有关内容不再重复。

现就2000年以后费先生在不同场合对社会学、人类学学科本身的发展提出的看法,做些摘录。

2003年2月15日费先生讲:

我最近一个时期常常思考关于社会学学科发展的趋势和前景这个问题,在社会发展变化十分迅速的今天,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样化的发展过程中,跨文化、跨学科的问题日益突出,我们需要跟上时代,把眼界放大些,不要固守现状来看问题,或许能把学科发展的路子走得更宽阔和稳扎些。……我的想法总的说来是想把有关认识人的知识,统一在一个学术领域里。具体地说我是想把社会学搞成一门做人必需的知识的汇总。

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中他说:

社会学是一种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社会学的科学性,使得它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工具”,可以“用”来解决具体的问题,比如预测一个社会的发展走向,调查一个群体的态度行为,分析某个社会组织的运行机制,解决某个紧迫的社会问题等;然而,社会学的价值,还不仅仅在于这种“工具性”。今天的社会学,包括它的科学理性的精神,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人文思想”;社会学科研和教学,本身就是一个社会人文精神养成的一部分。社会学的知识、价值和理念,通过教育的渠道,成为全社会的精神财富,可以帮助社会的成员更好地认识、理解自我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以提高修养、陶冶情操、完善人格,培养人道、理性、公允的生活态度和行为,这也就是所谓“位育”教育的过程,是建设一个优质的现代社会所必不可少的。社会学的研究方向,也自然要考虑到这种人文方面的需要。社会学的人文性,决定了社会学应该投放一定的精力,研究一些关于“人”、“群体”、“社会”、“文化”、“历史”等基本问题,为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一个更为坚实的认识基础。中国丰厚的文化传统和大量社会历史实践,包含着深厚的社会思想和人文精神理念,蕴藏着推动社会学发展的巨大潜力,是一个尚未认真发掘的文化宝藏。从过去20多年的研究和教学的实践来看,深入发掘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实践中探索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是中国学术的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发展方向,也是中国学者对国际社会学可能做出贡献的重要领域之一。

2002年11月3日,费先生在北大社会学系建系20周年庆祝会上的即席讲话中说:

我们要清楚社会学做什么和怎么样学习?也就是了解这个学科的对象和研究方法是什么?我把它们简单地概括为:对象是人文世界、社会关系,方法是实地研究的人类学方法。

2003年3月25日,费先生在为“中国人文教育高层论坛”准备的发言稿《多读一点历史》中说:

我最近设想社会学学科下一步研究对象的扩展,应该用唯实的科学方法和观点去研究宋明理学,我称之为心学,打通哲学和历史,把哲学的问题,放在历史背景中,用社会学的方法去研究。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的共识,它将流传下去,变成了文化的一部分,并具有历史性。中国自孔子以来,有一套意识形态的历史,在延续、演变,一代代的哲学家在研究,如梁漱溟、冯友兰先生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果我们能以这种共同接受的集体思想即意识形态为对象,看它的发生、影响、作用和变化,是非常有价值的。

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中他还说:

“人”和“自然”、“人”和“人”、“我”和“我”、“心”和“心”等等,很多都是我们社会学至今还难以直接研究的东西,但这些因素,常常是我们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也蕴含着建立一个美好的、优质的现代社会的人文价值。社会学的研究,应该达到这一个层次,不达到这个层次,不是一个成熟的“学”(science)。如果我们能够真正静下心,坐下来,潜心梳理这些传统的宝贵遗产,真正在这方面获得一些突破,那将是社会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跃进。

2001年7月,费先生在《人类学与二十一世纪》一文中说:

我觉得中国人类学学科的建设十分重要,这是因为这门学科承担着为人类了解自身的文化、认识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及为探索不同文化之间的相处之道提供知识和见解的使命。对于中国人类学者来说,这一使命感,也一样重要。人类学者可以很轻易地告诉人们,我们关注的正是人文世界的面貌及在其中的人们“和而不同”地相处的逻辑。但是,要真正实现这一认识、理解和相处的目标,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在21世纪,随着文化交往的复杂化,随着全球化和文化差异的双重发展,研究文化的人类学学科必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在众目睽睽的情景下,人类学学者能为人类、为世界做点什么?——这成了我们必须细致思考的问题。

下面是费先生在不同的场合与系所负责人或人类学教师谈话摘编:

我不是传统的人类学者和传统的社会学者,而是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自己的人民,中国人自己研究自己的文化,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要说清楚很麻烦,不过也正是这方面对学术史有所贡献。

现在中国传统经济社会发展很快,通过“行行重行行”看最前沿的东西,赶上变化,参与观察,知道中国经济社会处在什么地位,要解决实际问题,因此,人类学也要研究现代社会。……

人类学到了什么地方,上下古今,全球的历史交点何在?你们不能盲目地做,要清楚地做,要有“文化自觉”,知道要解决什么问题,自觉地接受时代的压力。当然每个人的资本不同,如何用好要清楚,不做糊涂人。

我提出这个问题是要你们清楚自己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明白在新的人文世界中的地位,对于学科来说是方向对不对的问题。现在要看到“三级两跳”这个大框框,同时了解这三级是参差不齐的,是变化的,从中找出一个能适应世界体系的中国体系。人类学就是要培养能有这种看法的人,能解释人类如何适应这个“三级两跳”的社会发展。

人类学怎么办?我们可以研究自己的文化复兴时代。从西方文化进来后,我们这一代,看到了农民自己奋斗进入工业化,这在中国是成功的例子,是否真成功,还可与印度、东南亚国家作比较研究,大体可分成成功、比较成功和依靠别人三个部分。就中国、印度、阿拉伯文化的复兴这个题目够两代人做的。还可研究非洲文化中有没有站起来的,成功的有没有?要从世界文化中看人类学的出路,研究文化的融合过程。

要注意人类学的做法,要用动态的观念,注意多线的变化的实际现象。

中国人类学怎么办?文化自觉起步后,可以中国文化研究为主。研究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文化作比较研究。其实比较即文化接触,从接触到融合,不要冲突,这种文化融合,是理智上认识清楚的共同认识。

人类学实际上应该是人文学,范围大了,概括了其他,比社会学还大,不过别的学科该有意见了。

人类学是比较文化的学问,最初是“野蛮人”的比较,进一步进入“文明人”文化的比较,提出了“文化自觉”问题。我们需要看到和讲清楚中国文化的个性。老一辈学者已碰到了这个问题,如梁漱溟、钱穆等都有看法,多是历史学的论述,尚没有科学性的方法。我们接受了西方科学的实证主义方法,能不能从科学的基础上来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是碰到的问题提出来了,从人才培养、训练和教育上需要承担起这个任务,即在新的世纪里解决和处理文化接触的问题,这是一个人类前途的基本问题,要寻求人类共存共荣的道路。现在是一个需要摸索科学的方法的阶段,我这一代人没有时间了,希望有人能搞清楚,继续研究。

过去的人类学是西方文化如何吃掉别人,当前的问题是各文化如何相处的问题。人文世界里不同文化的人和平共处,安居乐业,要从这里来看人类学的前景,……这应该是人类学最后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你们这一代人不要缩回去,脑子要开阔,不要怕打,打可以出新东西,看看人间世界,看得远一点。

比较大的问题,我碰不到了,你们可能碰到,东西文化碰撞,如何碰?……不是谁吃掉谁,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共存、共处、共荣,即使地球上条件不够,还要到太空去,我想你们会看到的,要看远些,胸襟开阔,这是解决人类的问题,只当个教授算什么?脑筋要用到最前沿。……希望北大有大眼光,保存人才。希望个人努力自己做好基础工作,抓紧补课。

真的讲人类学很难,西方没有了殖民地,势必变成各国本土化,从本土化再交流出综合性的东西。从少数民族研究中可以吸收点养料,以少数民族的语言历史文化为基础的研究还可以发展一步。

社会学开始搞城乡关系,从城乡关系看中国文化还会有办法,这方面有点土壤,有点本钱可以长东西。中国农村的变化,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变化,从乡土到现代化可以出大文章,所以主要是农民的变化,这是主题,现在农民还没有动呢!

我们还是要以乡土为主,还要好好研究,写出历史性的文章,中国如何变过来的,这是主题,不管叫什么学,这个学要宽、要大。所以一个学科的来龙去脉一定要弄清楚。

费先生的《乡土中国》是在国内学术界脍炙人口的一本著作,他一再指出,中国有自己的深厚的历史积淀,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而这一传统长期是保存在基层社区中,也就是“乡土社会”中,所以他写了《乡土中国》并一再提醒我们要重视对“乡土社会”的研究。在对中国的“乡土社会”系统研究的基础上理解中华文明,再以此为参照,把中华文明与其他国家的文明进行比较,在这一文化的比较研究中,人类学是有其优势的。这也是为什么费先生在北大社会学研究所的基础上要重视发展人类学学科的道理。

寄希望于青年一代 继续创业

费先生在最后几年里,特别关注年轻人的发展,希望他所开创的学科重建工作能够由年轻一代继续做下去,希望他“破题”的那些研究专题,能够由年轻一代学者继续开展研究工作。对于这一点,费先生在许多场合都表达得非常清楚,他寄希望于青年一代把学科的薪火传递下去。

1999年费先生曾说过:

我自己一直坚持做研究,一方面给年轻人做些破题搭桥的工作,另一方面实在是想亲自摸索一条路子,因为文化是人创造的,它是有特点的,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社会学作为一门系统的学科有其实用性,研究在社会发展中有特点的东西,它不像自然科学,不能从外国照搬,我们不能搬了苏联的,再去搬美国的,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立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

2002年,他在北大社会学建系20周年讲话时说:

中国的社会学在上个世纪中走过了非常曲折、艰难的历程,社会学在20世纪80年代得以重建并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局面,实在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有许多同学也许还不了解学科的这段历史,我建议他们能够从课堂和阅读中了解这个学科在中国的产生、发展、停止和重建的历史,让学生们感觉到这个学科坎坷的命运,认识到他们的肩膀上担负着重建和弘扬这个学科的历史责任,在今后的学习和研究工作中时刻记得这一责任。

……我们是通过具体的人来建立学科的,我们的教师和学生要以创新的精神来共同开创这个事业,在学科建设过程中教师和学生之间应当是合作关系和伙伴关系,教师的责任不是简单地推销知识,而是要用自己经过实践检验的知识和智慧给学生迈进学术殿堂开门、开窍。在研究工作中更是如此,师生是不能分离的。所谓教学相长就是互相启发,我们要改革中国旧的教学方法,不要念死书,要学会从对社会实际的观察和调查中思考问题。我希望师生携手,教学相长,把学科建设作为一项长久的事业来做,我们需要一代、两代甚至好几代人的努力才能使我们的社会学学科打下一个真正坚实的基础。

2001年10月,费先生在第七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上提供了《进入21世纪时的回顾与前瞻》主旨发言,他说:

科技快速发展时代的人文重建工作,需要全世界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家携手努力。我们在“现代化与中国文化”这个主题下讨论人文重建问题,意味着我们应该意识到,面对一个在新的世纪中全人类将持续面对的大问题,我们这些属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度的社会学、人类学工作者,应该有一份特殊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应该争取在这个问题上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我们的老祖宗曾经提出过“和而不同”的社会理想,我们应该让这个古老的理想在新的时代发挥出新的建设性作用。

费先生还在开幕式的即席讲话中说:

“9·11”事件反映了人文科学的落后,它找不到对象了,讲不清这个人造出来的世界了,虽然人造世界的成就很大,但人文科学跟不上。现在对物的研究深入,对人的研究不够,对人的生物一面研究多,但对人的思想研究不够,人文科学赶不上自然科学,讲不出人的行为的道理。这个问题没有深入进去研究,答不出来。人文科学要从意识形态中去找出一套东西,讲清楚其中的道理,还有相当一段路程要走,我寄希望于青年一代。

2003年3月28日,他在“费孝通教育基金”成立大会讲话时说:

我们这代人要过去了,中国人生生息息,子孙万代,一代代下去要接受教训,我们是有历史文化的,过去的一百年忽视了,不好好研究,现在要好好培养人,追上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要紧抓人文科学,希望下一代能解决问题,希望拿出点力量出来,真正建立起对中国文化的认识。

费先生在1999年《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与体会》中谈到了知识分子的正气和第二次创业问题,他说:

中国人要有一个精神,有一种正气,这种精神不仅来自物质力量,还要有道德力量,要自觉为什么做人和做怎样的人,归根到底是要明白人是什么。

……知识分子要参加第二次创业,一定要有这个自觉,取得一个突破,还要有一口气、一股劲、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来自一种素养,一种道德境界。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可贵的精神和作用,一定要继承和发扬光大。

2000年8月18日,费先生在昆明接受关于西南联大精神的采访时说:

我写过《清华人的一代风骚》,讲汤佩松先生在大普吉办所培养人才,成就很大,体现了团队精神,忘我的精神,还有潘光旦先生身上体现的如何做人的精神,现在教育中讲得太少了。现在需要培养这种精神,不把自己利益放在第一位,要把国家事业放在第一位,真正保持中国知识分子的好传统。

2002年8月14日,费先生说:

全球化思想波动一定会来的,迟早要发生。我们要有准备迎接全世界文化的大论争。

……但现在知识分子不动,对很多大事看不到反应,一方面是过去政治运动的影响,同时因为现在生活好了,没有了抗日战争时期那种忧患,现在应该有世界大局的忧患意识,有世界责任感才行。

我最后还想说点老话,也是老人的话。现在条件比过去好多了,大家可以放开手努力去做,要做事,可以研究的领域太多了,要认真踏实地去做。团结起来,携手共进,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为了学科的发展而共同努力。当然,这不等于没有竞争,在改革开放的社会里,不竞争也就不会有进步和发展。科学工作的动机不是个人的利益,而是民族、国家以至于人类的共同利益,要有一条缰绳——事业的缰绳把大家集中在一起。同时也要发挥个人的长处,不要埋没人才。但最终,事业是大家的,是人民的,这也不只是为了社会学这个学科,而是为了现代化,这是人类发展的方向。正如我在1982年已经讲过的,希望大家投身进去,成功也许不在我们这一代人,但可以做科学地研究中国社会的先驱者。

2005年4月,费先生走完了他最后的人生道路。在他95年的人生经历中,他经受了许多次坎坷,但是值得庆幸的是,到了70岁的晚年,费先生又难得地迎来了“第二次学术生命”和“第三次学术生命”,他肩负起在中国大陆重建社会学学科的历史重担,创办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创办了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他努力培养年轻一代学者,为他们破题指路,从各个方面支持和帮助他们。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始终放不下学科建设这件事,从本文介绍的费先生晚年对学科建设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老一代学者对学术的终生追求和他们的历史责任感。相信中国社会学未来的一代代学人,一定不会辜负费先生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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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狂2013-3-20 22:4401999年11月,费先生接受钱伟长邀请,担任上海大学上海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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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流人物

费孝通与他的三位“外教”


吴文藻(左一)是费孝通(右一)求学欧洲的引路人

  费孝通教授是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泰斗 ,他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工作有70多年,可说是新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奠基者之一。在他的学习、研究生涯中,有三位外国老师对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从书中认识派克老师

  在一次纪念北京大学 100周年举办的“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我讲了对小平同志提出社会学等学科“需要赶快补课”这一问题的认识。那么补课的问题具体到我自己,该怎样补呢 ?这些年来,我感到这个世界变化得太大太快,有点跟不上了,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我的学术基础没有打牢。我从东吴大学医预科转学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时候,已经是三年级的学生了,可以说是半路出家,落下了不少一二年级时已经学过的社会学基础课。当我决定要补课的时候,从书架上找出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派克 (E.Pa rk)和伯吉斯合编的《社会学这门科学的引论》这本书作为我补课的入门教材。后来我把温习这本书的感受写成了《补课札记》,文章的副标题是“重温派克社会学”。派克就是 1932年我在燕京社会学系上学时接触到的第一位外国老师。在这篇札记里我把派克老师的一生大体上都讲到了,这里就不再重复。可以说派克老师的学术思想使我终生受益。

史老师教我学会方法

  为了建立起“中国的社会学”,培养中国人自己的研究队伍,吴文藻老师不遗余力,费尽了心思。我是被吴老师看中的学生之一,为了通过清华派留学生的机会把我送到英国去学习,他先是说服清华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系在 1933年招收人类学研究生,然后又亲自带领我去拜见该系的史禄国 (Sh irok o- go rov)教授,得到了史氏的首肯之后,经过考试,我终于成了史禄国在中国唯一的及门弟子。

  史禄国老师是俄国人,应该是属于那种因为祖国变了色被打入另册的白俄知识分子。关于这位学者的身世,我知道得不多,也搞不清楚他是怎么来到中国的,只听说他来清华之前在傅斯年的中央研究院工作。傅胖子 (私下里大家都这样称呼他 )在当时的学术界是仅次于胡适的人物,很有势力。他是搞考古、民族史出身,学术上更靠近德国传播学派那一套,不接受英美人类学的东西。据说因为史氏在研究院与同事们合不来,闹翻了,傅胖子就把他安排到清华。

  我在《人不知而不愠》这篇文章里说过,在清华园里“史氏深居简出,与世隔绝”,这就使得同事们更摸不清他的底细,难以了解,以致对他“多是以礼相待”,甚至于“莫测高深而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其实从出身来看,他是一个真正的欧洲学者,他眼里的学术世界与中国学者的学术世界是完全不同的。比如他认为社会学的学生,将来是去做青年会这样一类的工作,是为人们提供服务的;他还认为像陈达研究的人口学,应该是警察局管的事,谈不上是什么“学问”。史氏所讲的“学问”,也就是现在人们讲的“学科意识”,是要研究“人”,研究中国就是研究中国的“人”。又比如考试的时候,他出了这样一个题目,问欧洲有多少种语言系统 ?外国语言嘛,无非有英语、法语、德语等,从来没有人给我讲过什么“系统”,我答不上来。可以说,当时在中国是没有人懂得他讲的是什么,更谈不上了解史氏在学术上有什么成就了。

  我考上研究生以后,史老师根据自己的学术经历为我设计了三个学习阶段:第一阶段是学体质人类学,第二阶段是学语言学,第三阶段才学文化人类学,每个阶段用两年的时间。现在看来,他的教学安排是有道理的,是学习人类学的一套东西。他要我“慢慢地学”。那时候清华研究院没有规定学习年限,一直可以做下去,甚至“老死”在那里。研究院一个研究员,每月有 30块钱工资。花销很少,伙食费每月七块钱,洗衣费半年交一块钱,住宿、水、电都不花钱,条件很不错。我预备“泡”它六年。

  可是,第二年学校变了章程,研究生学习两年后,如果考试及格就可以毕业,不能无限期地“泡”下去。因此我完成了第一阶段课程后提前毕业了。史老师说:你的学业还没有全部学完,就到国外继续学吧。他同意我去英国师从马林诺斯基。但是作为他的学生,两手空空出去是不行的,所以要我到少数民族地区搞一年调查,积累一些资料再出去。吴文藻老师也同意这个建议。恰巧这个时候,广西省政府提出了一个关于广西省特种民族研究的课题。吴老师就去找张君劢 (张跟我哥哥费青也很熟悉 )商量,经张的斡旋,掌握广西大权的李宗仁,同意我和新婚的妻子王同惠进大瑶山搞调查。程思远也过问了这件事。然而调查中途出了事故,王同惠牺牲,我受重伤,调查工作被迫停止。因为跟张君劢有这层关系,所以在我整理的大瑶山调查报告《花蓝瑶社会组织》第一次出版时,在扉页上有“谨以此书送给张君劢老师”的话。

  史氏这个大家眼里的“怪人”,终于在清华园里待不下去了,在安排好我和王同惠去广西大瑶山做调查后,他也离开了清华园。

  大瑶山受伤后,姐姐邀我回苏南家乡休养。我被姐姐在家乡所做的工作和农民的生活所吸引,并且对眼前看到的情况做了一些调查。 1936年 9月,我带了这些调查材料,奔赴伦敦求学。等我从英国回来时,日寇已经占领了大半个中国。由于时局动荡,自 1935年分手后,我就没有机会同史老师再见面,直到抗战结束,回到北平后,听说史老师已于 1939年去世了。我虽然跟随史老师只有短短的两年,但是却受到了他的严格训练,并且培养了在困难条件下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使我受益终生。

  随着时光的流逝,几十年过去了,我越来越体会到史老师教学上的用心。他先要我学习体质人类学,教我通过数学和统计学的方法,在混杂的人群里分辨出不同的类型;而且他讲的体质人类学不单单指人体的形态,还深入到人的生理现象。他认为,中国广东人的骨骼小、人体瘦,是因为受到内分泌的影响,广东人的这些特征与他们的遗传和经历都有关系,同时也形成性格上的不同;他还认为人同人要来往、要交流,需要“语言”,所以学好语言是至关重要的;人的互相了解、行为的配合等等组成了社会,这不只是一般生理上的活动,里面还有深一层的东西——心灵的配合。史老师要我学了体质人类学、语言学之后,最后才进入对世界上多种文化的比较研究。

  记得当年史老师说过“心理学之外还应该有个东西”这样的话,那时我还不能懂得这话里的含义。如今上了年纪,脑子里经常出现一些过去没有想过的问题,近年来我写了一些文章就是讲这些问题的,比如“天人合一”的思想,又比如“人”所特有的所谓“心态”、“精神世界”等等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将来是不是能够“捕捉”到 ?也许能够用什么仪器测定出来……有了这些想法,我觉得似乎跟史老师更靠近了。

  史老师的理论宽阔、广博、深奥,我曾经说过:他在理论上的贡献也许就在把生物现象接上社会和文化现象,突破人类的精神领域,再从宗教信仰进入现在所谓意识形态和精神境界。这样一以贯之地把人之所以为人,全部放进自然现象之中,作为理性思考的对象,建立一门名副其实的人类学。

  同时我也知道,我这样总结史氏的理论“是很冒失和草率的”。作为他的学生,我至今还不能深入理解他的理论,不能不感到自惭自疚。

  我还愿意提到的是, 1986年我三访英伦期间,一位知道我是史禄国学生的英国朋友特意跑来告诉我,史禄国在苏联恢复了名誉,他的著作可以公开出版了,而且承认他是通古斯研究的权威。 1990年苏联解体前夕,我有缘去莫斯科访问,亲自证实了这位英国朋友所说不虚。我想史老师地下有知,当可含笑九泉。

  马老师 起书名
  赠经费 指道路

  1936年暑期过后,我到英国留学,进了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跟当时英国人类学功能派大师马林诺斯基(B.Malinowski)学习人类学。关于在英国学习的情况和对马老师的了解,我在《留英记、》、《重读 <江村经济 >序言》和《读马老师遗著 <文化动态论 >书后》等一些文章里已经写了很多,不再赘述。

  《留英记》里写了一段马老师为我安排的一场考试,考试的“考官”是英国当时最著名的“东方学者”丹尼森·罗斯爵士。考试结束后,在和马老师一起吃晚饭时,他特意向我讲明请罗斯做考官的道理,他说罗斯是英国研究东方学的“头儿”,他研究的范围主要是中东这一块,远东 (包括中国 )虽然不是他研究的中心,但也属于他的“地盘”,别人是不好瞎闯进去的。现在我们人类学要“入侵他的领地”,不经过他点头是不行的,他能来主持并通过你的考试,是他对人类学进入“东方”这一领域的研究表示认可,不容易。接着话题一转,马老师从学科和学术的角度指出我今后努力的方向。他说,这篇论文只是你研究中国的开始,运用这种方法可以扩大研究范围,包括宗教、意识形态、语言等等。他还鼓励我说,你回去后一定要继续做下去,大有前途,你已经在你的研究事业上,砌了第一块砖。接着他当着我的面,拿起电话和伦敦一家出版公司的老板商定出版我的论文,并答应为这本书写序言。放下电话后他考虑起这本书的书名,沉思了一刻说,这本书是不是叫 Ea r thb ound (土地所限制的 )……但随即又改变主意说,你的第二本书用这个名字吧。马老师写的序言得到了 50英镑的稿费,他把这笔稿费作为礼物赠给了我。

  考试一结束,我就准备启程回国。那时候规定公派的留学生回国,可以买二等舱的船票,票价七十多英镑。为了省钱我买的是四等舱,只花了 16英镑。这样加上马老师送的 50英镑,我回到昆明的时候口袋里大约还剩下 100英镑。

  抗战时期搞调查研究的条件十分恶劣,经费也很困难。虽然吴文藻老师从搞到的中英庚款里拨出一点钱给我们,再加上我回国时节余的那 100英镑,要下乡搞调查仍然时时感到捉襟见肘。可是我们用了这点钱,首先选择了禄丰县的一个村子,开始了调查研究工作,后来又开辟了易村和玉村两个调查基地。 1945年底,我把在这三个村子调查的成果结集成书出版,书名是 Ea r thb oundCh in a(中文书名《云南三村》 )。所以说,我回国后所走的路子是马老师提出来的;写的书,书名是马老师起的;甚至研究经费也有一部分是马老师送的。我在马老师指引的道路上走了好几年。

文 /费孝通

  《费孝通在2003》费孝通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发布者 工作狂
2013/3/20 22:43:54


值得细细品味!

发布者 cool_woo
2013/3/21 12:07:38



支持楼主。

发布者 小毛豆
2013/3/24 17: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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